外间又来了个人，姓白，是钢铁厂的一个车间主任，不过并不抓生产管理，而是质检，因为活相对轻松，时不时给人顶班，人面很广，不过在工人里面毁誉参半。

入秋之后的临漳山风景也算不错，加上别墅修得越来越好，只要不是鹅毛大雪，山路也能走，就是路面结冰比较麻烦，基本就要靠索道才能运输物资进山。

现在不比从前，想要发动民夫的难度越来越高，雇佣性质的“劳役”，在扬子江两岸越来越流行。

加上民间帮会兴起，围绕运河、主流水系吃饭的力工团体对于传统力役已经有了斗争经验，尽管还没有到武装斗争的地步，但时不时来个“啸聚”罢工，还能很能震慑一下官府的。

不过帮会终究是弱势一方，而且势力驳杂，其中掺合了不知道多少官场商场养得狗，加上力工团体一旦失业，其抗风险能力极低，往往“啸聚”也就是一时，对付对付不知道底细的空降县令还行，但连本地出身的一员小吏，也吓唬不住。

这其中自然是有各种博弈，但官方工程由征发转为雇佣，是个大趋势。而且雇佣形式，从实物物资充抵转变为现金，也是一种趋势。

和别处不同，武汉市场是有轻微通货膨胀的，但是大唐绝大多数地方，都是通货紧缩。贵金属每年进口的增量，经过十多年的沉淀，依旧没有彻底显现在整个帝国之上。

只是伴随着银元的诞生，普通百姓家庭的贵金属保有量，明显增加了不少。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天下雄州上县，金银器的销量大大提高不说，金银加工的工匠，各地雄州每天都在招募。

以武汉为例，江南江夏老城，江北汉阳老城，两条朱雀街的商铺，都已经逐渐转型为吃喝玩乐，其中尤以成衣铺、点心铺、糕饼铺、金银铺等等为主。

贞观二十四年的新年，汉阳老城朱雀街最大的一家金器行，一天出脱金镯子数量超过五千，其中南昌来的一个豪商，一口气进口金镯子一千，黄州一个大户也入手五百，其它各种散卖也有两千多。

隋唐以来数十年，都是没有过的“盛景”。

这种商业消息是很难隐瞒的，于是乎一度就出现扬子江两岸诸道诸省，都前往武汉采买金银首饰的状况。

而实际哭笑不得的是，整个武汉的顶级金银器，其手笔都出自苏州、扬州、长安、洛阳四个地方。

也就是说，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不过是出口转内销的另类翻版，苏州豪客跑来武汉一掷千金，搞不好买回去的东西还是苏州产的。

时代就是这么的微妙，人员流动越加频繁，带来的交流自然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这种交流，也进一步扩散着打破旧有社会格局的力量。

不管是金银首饰这种奢侈消费，还是说进厂打工这种纯粹的生活，只要存在交流，只要存在频繁的交流，它一定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旧有的想法、念头。

一个工人，会从无知逐渐走向成熟，会逐渐渴望知识和技能，而当有了知识和技能，再加上对外的交流，他自然而然地，不会对一个车间主任产生无条件的臣服、畏惧。

一个金器，人们在权衡着会不会遭遇本地黑店的同时，因为社会文化的交流，当得知某个大地方的大金店相当靠谱，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愿意把风险降低，哪怕实际上这种莫名其妙的“口碑”，更多的是对“大都会”的“敬畏”。

“日娘的，现在厂里的新人，真是越来越不好带了。”

“郑六，莫要计较啦。死了个人，张使君震怒，你又能如何。”

“本来是死不了的啊，老子好说歹说三令五申，恨不得睡在车间门口盯着，偏偏还是出了事。唉……”

临漳山的一处别院，前来帮忙的郑氏男丁不少，郑主任愁眉苦脸，吃了一杯茶之后，这才摆摆手，“不说了，说了来气，适才来得时候，有个熊家小郎，就这么披头散发上工，这他娘的真是不怕死……”

“不是说不说了么。”

“不说了不说了！”

郑主任点点头，当喝酒一般地喝茶，喝了一会儿，又吃了一点果盘中的坚果，不多时就来了个管事，是个矮矮胖胖的老者，进来后对郑氏子弟道：“都去桑林园，大娘子给大家伙包了红包。”

“叔，几个钱？！”

听到红包，郑主任来了精神，跳起来问道。

“娘家来人，总归不会少的，娘家人和咱们一起拿红包。”

“嚯！那肯定不少！”

“说不定得有两块银元。”

说话间，老少爷们儿都快活无比地区了桑林园，这时候，郑琬早早在那里招待着从京城来的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