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真正意义上的亮相，就是在二月初二。

杜楚客以交通大臣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天的一系列国朝大型集会。

弘文阁会议上，也是正式以学士的身份，成为帝国的新“巨头”。

而促成这一切，明面上的一线爪牙，依然是薛仁贵。

从襄阳四散出去的警察，有不少直接前往穰县，看到的人极多，自然而然也会让人联想。

于是乎，原本湖北省内部消化的“铁道债券”，再度被拔高到了帝国全局的层面。

“汉安线”已经不能够满足京中新贵们的胃口，而李皇帝长孙皇后也颇有点时不待我的意思，在原先早就有过论证的基础上，大胆地规划了“三纵一横”铁道线路。

其中“三纵”就是以“汉安线”为基础，然后东西各以襄州、濠州为转运中心，设置“铁道转运使”，主持修建未来北上的铁道线路。

濠州北上线路是为了联通徐州、兖州，最终接入济水，等于就是南运河以北广大地区的重要运输路线。

襄州则是北上通过邓州，最终按照原有的规划路线，进入京畿。其终点和“汉安线”是一致的，只不过让荆襄更加直接地和中国接触交流。

这“三纵”，因为地理地貌的缘故，对于钢材消耗量不大，工程难度也要相对简单，沿途的城市人口、原物料资源、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又极其丰富，对朝廷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甚至还能通过“三纵”线路，在资源分配上进行中央调控，这种需求，对于弘文阁诸位相公来说，本就是实现政治抱负的本能。

而“一横”，则是把原有的“京洛线”进一步拓展，自洛阳出发，进一步向东，过郑州、汴州、曹州、宋州最终也接入徐州。

长期看来，对南运河的利用率，可能会大大降低，但短期内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想要达成“三纵一横”，其工程规模之大超乎想象。仅仅一个“汉安线”，就已经是千难万难，总投资量对武汉而言，都是贵得惊人，而且什么时候回本，都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按照“汉安线”的成本来计算，“三纵一横”不管哪一条路线，都是千万贯级规模的投资。

这种长期的大规模投资，已经不是普通土豪能够参与的游戏。

没有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普通豪强面对这种规模的投资，连伸手的勇气都没有。

只是，但凡看了两年报纸的贞观新贵，对“铁道”这个新事物，并没有陌生感。

“汉安线”东宫之前，《洛阳日报》就已经吹风了一年多，各种“蒸汽机”模型和应用安利，也早就为人所知。

最出名的，便是“永兴象机”，哪怕是现在，从武汉学到一点技术的地方巨头，只要是涉及到采煤业和煤炭加工业的，复制一台“永兴象机”，甚至连2.0版本都不是，造出来也不会亏本。

精英基层对新技术的应用，基本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所以，当弘文阁对外公布“三纵一横”铁道线路的时候，薛仁贵的名字只是在报纸上一闪而过，逆旅、客舍的小报、杂志上混了个脸熟，但这不妨碍他第三次“威震华夏”。

即便版面很少，但鼓吹薛仁贵是湖北省两条铁道线路的“守护神”，却三天两头没有停歇的意思。

整个官场和民间的气氛，逐渐把薛仁贵的形象在推高。

不管是在湖北还是在京城，薛仁贵绝对算得上是“政坛明星”。

有识之士以及两朝老臣们都敏锐地把握了一种变化，那就是，以往“养望”的方式，可能将会在贞观二十六年之后，彻底失效。

市场，或者说贞观朝君臣百姓这些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每掏出一个开元通宝在投资一项事物的时候，要看到它的全貌，要看到它的真实。而真实，需要曝光需要描述需要活灵活现。

旧有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在这一刻，彻底没了意义。

或许经过很漫长的一段浮躁期之后，人们又会返璞归真，但是现在，“逐利”这种天性，使得人们更相信薛大鼎、王中的、薛仁贵等等长期为人所知的“能吏”。

那些个孤高的“深藏功与名”之辈，不管他们是不是真有才能，为了稳妥地实现自身财富的大规模增值，人们也会选择放在一旁。

只有等到他们把自己的业绩拿出来，在阳光下曝晒，才会受到人们的追捧。

有鉴于此，那些个看到其中内在变化的顶级精英，面对薛仁贵的第三次“威震华夏”，其震惊的缘由，和旁人是大大不同的。

甚至见惯了大风大浪，一向都是淡然处之的唐俭，在张德那里吃酒的时候，也是一脸震撼地叹道：“贞观吏治之变化，始于今日啊。”

“怎么？茂约公以为不妥？”

老张笑呵呵地给唐俭倒了一杯酒，二月里的黄酒，温热暖胃，对老者很是友好。

嘬了一口，唐俭点点头又摇摇头：“妥或不妥，说实话，老夫着实不知。操之啊，老夫一生不落人后，自认当世之英雄，便是去年，老夫也不以为差了薛仁贵这等小辈几何。”

“如今再看……”

顿了顿，唐俭把黄酒一饮而尽，一声长叹，“垂垂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