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发言在会议室的上空回响，与会众人落在鲁冠球身上的目光，忽然想旁边移动了一点，落在了他旁边那人的身上。

巧了，胡文海的位置正好便是在鲁冠球的旁边。

发表这番言论的，并不是之前冲锋陷阵的鲁冠球，而是之前一直在保持低调的胡文海。

这是什么情况！

不少自认为熟知胡文海做事风格的人，不由得目瞪口呆。怎么一向闷声发大财的胡文海，竟然就这么甘心被鲁冠球利用了？

是的，鲁冠球有着自己的私心。

1988年，可以说是中国的资本元年。之前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吃上一口饱饭，而自发成长起来的非国营企业，如今已经不再甘心于将自己寄托在公有制体制之下了。

在吃饱穿暖之后，非公企业的所有者们，开始奢望起要为自己“拿到一张出生证明”。

简单的说，就是要将手里企业的产权明晰起来。朕打下来的江山，总不能就在未来某一天，被官僚们一纸公文就这么收走吧？

随着资产的迅速增加，新中国的第一批资本家们，开始被巨大的不安所笼罩了起来。

鲁冠球的万向节厂，邓绍深的万宝家电，四通公司的万润南，还有更多因为财富感到不安的人，寻求着改变这个世界的努力。

历史上，鲁冠球将自己的企业悄然送了一半的股份给当地政府，这才算是勉强披上了一层保护伞。邓绍深顶着妖都政府的压力，想要从体改委走迂回路线，结果却被打成了外逃的“贪污犯”。万润南抛出了四通公司“非国有、非私人”的论调，结果同样是被按上了一个“出逃”的罪名，不得不抛弃自己一手创建的四通公司。

为了这一个所谓的股份制“出生证明”，实在是有太多时代的风云儿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股份制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非公企业经营者来说，便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是为之前赴后继的阶级自觉，便如同旧社会农民对田地一般的渴望。

鲁冠球的私心，便在于只要推动了国企的股份制改革，那么非公企业自然就同样有了股份制的基础。

打着国企股份制的大旗，根子上其实是非公企业经营者资本意识的觉醒。

他的这点小心思，对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学者们，并不难猜。

可是谁也没有猜到，已经上岸的胡文海竟然回头趟了这滩浑水。

新科集团的私企性质毋庸置疑，是特殊时期、重大贡献，有中央领导背书的特殊情况。中国北方天空中的保护伞，只要不造反，这就是大义！

就像苏联也有红色资本家哈默一样，胡文海和新科集团的特殊性，让他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打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旗号，新科集团的私企性质是谁也不敢质疑的。

就好像高考的时候，别的学生头悬梁、锥刺股，可胡文海却早就已经被保送了清北大学。

这时候哪怕是要教育部抽了疯，减少各省省内大学录取数量，和你保送的胡文海又有什么关系呢？

偏偏是可以稳坐钓鱼台的胡文海，不仅心甘情愿被鲁冠球利用，如今更是亲自下场了！

好些人对此感到莫名所以，你胡文海不是被鲁冠球真的灌迷汤给忽悠瘸了吧？

当然，这个年代，还没有“忽悠瘸了”的这个说法。不过这并不影响，大家看向胡文海那奇怪的眼神。

可胡文海却丝毫没有站在岸上的自觉，他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口水，然后接着侃侃而谈。

“绣城国企虽然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但至少政企分离是已经实现了的。国企系统内的领导，是根据专业、业绩和任职经历，结合多方意见进行选派的。企业领导没有行政级别，其身份仅是企业的经营者。工业局并不直接干涉企业运行，而是以绣城工业集团的企业所有者身份，对集团下属企业进行调控和制导。绣城重工集团、绣城电子计算机公司等企业，实际上便是隶属于绣城工业集团，而绣城工业集团的管理层实际上也是各下属集团的管理者。在绣城工业集团层面上，是实现了股份制功能的。”

“绣城国企改革是全方面的，既有管理模式的改革，也有其他方面的改革。诸如绣城人力资源公司，既打破了工人的铁饭碗，也为失业工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绣城劳动服务公司，和劳动保障公司、百货公司，在经营日用品方面形成了系统内的良性竞争。绣城电子计算机公司前后合并了九家绣城的电子类企业，不仅整合了资源，更锻炼出了国内第一梯队的经营队伍。”

“绣城国企的改革，带来了绣城今日经济迅速发展的成果。而如今绣城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有国营企业的贡献，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至少新科集团的发展壮大，说明了私营企业在创造财富的能力上，绝对不会比国营企业来的稍差半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