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突然闷闷地笑了两声，然后左右看看，跟其他人悄声说：“跟他那个不成器的哥哥李永伯完全是天上地下的差别。”马上旁人就嗤笑一声回道：“伯官儿十二三岁就下花楼，我以前看过嘛，十几岁的娃娃在花楼里头，啧啧啧。倒是他弟弟，几岁才点点大就跟到王师爷下井，人跟人比，气死人咯。”

这话说得很是。挑水匠们都默默地点头。他们都是在李家做老了的人，一辈一辈传下来，有人从曾祖辈开始就是李家的挑水匠。李家大房这辈两兄弟都算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当然清楚兄弟俩的不同——和从小被父母溺爱宠坏的长子相比，低调沉稳的次子显然更能得到挑水匠和管事的爱戴。

忽然有人悠悠地插了一句道：“可惜仲官儿不是老大啊。”

旁人扯了一下他的袖子，提醒道：“话不好乱说啊。”

先前开口的人嘿嘿一笑，反问道：“我哪里说错了？仲官儿能干是能干，但是哪里的规矩都没得老幺当家做主啊？现在仲官儿势大，本来好生做就是了，他又迂腐，胆子又小，巴巴地分了一半过去给那个扶不起来的老大，看嘛看嘛，等以后伯官儿做起来，仲官儿以为还有得他活路啊？”

这个话题实在太过危险，挑水匠们说到此处再不肯深入，一哄而散都各忙各的去了。但是有几个心思或活络或深沉的忍不住想起那句看似毫不起眼的话：“可惜仲官儿不是老大啊。”其时规矩宗法深入人心，不得不说，李永仲次子的身份在某些事上，确实不是那么便利。

天启七年的年末，少晴多雨，彼时自天启二年开始的奢安之乱已到了尾声，辽东的战乱离这个西南小镇实在过于遥远，虽然有加税摊派，但勒勒裤腰，总还是活得下去；天时不算上佳，但总算没有大灾。听说京城里头换了皇帝，大家给天启爷爷穿了三日孝。不过这到底是官老爷们的事，比起远在天边的京城和皇帝，富顺城里第一号大盐商李家两兄弟的事，在很多人看来更有意思，也更为险恶。

从宜宾回来，李永仲连气都来不及喘上一口，就带着盐师爷四处巡视井场。从牛棚看到灶房，处处仔细，又发作了诸如偷懒耍滑，笑面藏刀，心术不正的挑水匠和管事，开革的开革，扣钱的扣钱，一串辣手下来，一时间各处井场都为之震动，打着小算盘的人顿时老实不少。

他年纪还轻，虽然一番劳累辛苦，好歹咬牙坚持下来，休息两天又是生龙活虎一条好汉。但盐师爷王焕之毕竟上了年纪，跟着李永仲跑了几天井场，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但就这样，他还打叠起精神，将李永仲去宜宾这十来天里井场里头事无巨细跟他细细回报。

“伯官儿的井场走了好几个老人。有些我请回来了，有些连我的面都不想见。”王焕之叹道，“也不知伯官儿是如何想的，这可都是在老太爷手底下做事几十年的人，他竟就这样生生地全都放走了。”

李永仲盘腿坐在罗汉床上，倚着矮几正在看账册，听见王焕之这样说，他将手头的账本一合，淡淡地说：“他那个性子，目中无人多年，又生了一副悭吝的心肠。管事在老爷子同我的手上过惯了好日子，又怎么会跟他这种人打交道？”说罢他嘲讽地一笑，端起茶碗啜了一口，润润喉咙，开口道：“听说老爷子前头的娘子是个大方的人，老爷子在银钱上更是从未亏待他，怎么就养出了这么一个守财奴似的脾性来？”

听他这么说，王焕之叹了口气，他虽然喜欢李永仲，但毕竟李永伯也是看着长大的，又有老太爷李齐的面子在，自然是有几分香火情在。就像李永仲说的，李永伯从小就不缺花用，但脾性格局上硬是不如小着他快一轮的弟弟李永仲。

他叹了一声，道：“这还罢了，现在井场都是各分各的，他要如何管也是他自家事，别人插不得言。只是，”王焕之的脸色凝重起来，他将双手按在膝盖之上，坐在鼓墩上身微微前探，看着李永仲问出一句话来：“仲官儿可晓得，伯官儿开革了这些人，却从他舅家请了管事的人，听说，连挑水匠都请来不少。”

李永仲冷笑一声，脸上透出冷硬的神色来。他摩挲着茶碗温润的瓷器表面，声音里听不出起伏地道：“他自然信得过他那个好舅舅，就怕到最后，”李家年轻的家主意味深长地说：“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