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不是那种事到临头才作打算的人，他应该早有计较。

这般想着，阿娇仰头直白地问道：“阿彘你预备怎么办？国库里的钱支撑不住几场大战了。”

“桑弘羊给想了个办法，在全国上下推行算缗。责令巨富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

“不行！”

还不等刘彻详述，阿娇就急切地打断了他。

“阿彘，现下天下富足安定。若是推行算缗，虽可马上把国库填满，但是繁荣的民间商业就会大伤元气。”

汉时城市的发展已然不可小觑，长安城的人口此时就已经约百万之多，全国上下有十大中心城市。

至于二线三线城市，更是鳞比栉次。

城市的发展繁荣，自然是依托商业的繁荣。

刘彻前世时推行算缗，短短几月内就得民财以亿计。

在颁布算缗令后，在民间受到了阻力，许多商贾不肯报出实际家产。

于是，刘彻又下告缗，即鼓励告发隐匿家产之商贾。

若是属实，奖励告发者被没收财产的一半。

此令一行，天下告发风气大盛，无数巨富和中产之家因此破产，政府收敛来的财物土地不知几何。

刘彻将没收的财产分配给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部，用以设农官，经营农田。

没收的奴婢被分到诸苑养狗马禽兽，或从事杂役。

如此一来，国库自然充裕，又使许多赤贫之户在告缗中获得了财富。

一时间，天下竟然露出一种盛世的繁华来。

但阿娇知道这不过是泡沫般的繁华，要知道在告缗中被下狱的商人达到了十万人，这几乎摧毁了欣欣向荣的民间商业。

其实认真说起来，也不能怪商人们逃税。

算缗之政对商人来说委实苛刻看点，已经算是重税了。

算缗对各类商人征收财产税，税额为每二千钱纳税一算。

手工业者略轻一点，税额为商贾的一半，即每四千钱纳一算。

凡不属于国家官吏、三老、北边骑士而拥有的轺车也须得算税，皆令出一算，商贾所有的轺车则为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若是巨富，虽使他们大吐血，到底也活得下去。

但若是小商贩，这样的重税足够他们家破人亡，又如何不逃税？

阿娇非常能理解刘彻如何要对商贾征收重税。

一来巨富豪商和权贵串联起来，足够威胁到中央的统治，是以才有了迁茂陵令。

二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汉时的自然经济基础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更何况稳定的农业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专心劳作。

既可使国库粮仓充盈，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使无侵扰之虑。

富商巨贾和中小商人，大量兼并农人，“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并不为奇。

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重农抑商不是没有原因的。

更何况经商重利吸引着许多农民舍弃土地，从而削弱了帝国的统治基础。

若是用后世的眼光看，这其实也就相当于收个人所得税了。

只是收得太重，使得商贾不得不避税不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