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吞并朝鲜，早就在密密准备，袁世凯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不了解世界大势，对世界力量的对比更是知之甚少。

也不了解日本，根本没把这个东瀛小国看在眼里。

日本在一八九零年就做好了入侵朝鲜的准备，但在一八九三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还没有丝毫察觉。

声称：“揣倭时势，决不敢与华生衅，特知华志传和局，故为跳梁，冀售诡谋。倘华牢特定见，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图。”

在日本已大肆活动，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了，他还盲目乐观，自信满满。

给李鸿章的另一封信中还说：“顷闻日本新驻使大石（大石正已）谓，自可联合各国，扶韩自主，永不受华凌侮，……附倭群小顿增声势，恐自主议将复炽。然前年韦（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德尼（美国人，由李鸿章推荐，在朝鲜**协办内务府事兼管外务衙门掌交司堂上））等谋韩自主，迄无寸功。倭强不如俄，大石阴狡不如韦等，各国亦未必听其联合，庸人徒扰，似无能为。”

“前得大石着《韩论》，颇訾韩人。曾录示韩君臣，并遇事挑拨。近闻韩王殊憎大石，附倭群小均屏息，不敢言倭事，渠自主邪说必无能力。”

袁世凯的这一番言论，或者是由于他对形势的误判，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继续地说假话，说大话，蒙蔽上方为自己谋取私利，也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李鸿章对袁世凯又过于的信任，同样被袁世凯蒙在鼓里。致使几次的对日作战，或是准备不足，或是轻敌。

虽然这些失败，从战略上，最终是和国力有关。但由情况不明导致在战术和策略的失误，无疑和袁世凯的误导有关，也就是说，袁世凯是难辞其咎的。

一八九四年四月，朝鲜东学dang发动农民在全罗道举行起义。尽管起义来势汹汹，朝鲜当局很难有能力平定动乱。但苦于这些年吃尽了袁世凯的苦头，不想引狼入室，害怕请神容易送神难。因此，拒绝了袁世凯地建议，不请中国出兵。

一直到五月三十一，起义军攻克全州，人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李熙看到再不向中国求援，政权将不保。于是，在六月一日，派人找袁世凯求救兵。

袁世凯这些年正因为没有实力，在朝鲜渐渐被边缘化，闻听后大喜。转告李熙写个正式呈文，以便转呈上报。

这时候的日本，已经做好了出兵朝鲜的准备。为了给自己的出兵找到借口，特别希望中国对朝出兵。

就在李熙提出请中国出兵的同一天，日本驻朝使馆的翻译来面见袁世凯。说起义对商务破坏极大，朝鲜无力镇压。提出中国做为宗主国，不能置身事外；极力怂恿中国对朝出兵。一再骗袁世凯，日本没有出兵的意愿。

袁世凯信以为真，立即给李鸿章发电报：“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

李鸿章已经从其它的渠道，听到了日本欲出兵朝鲜，询问袁世凯日本的动向。袁世凯不去调查了解，单凭主观臆断，就答复：“倭如多事，拟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兵来汉。”

打消了李鸿章的顾虑，又一次误导了李鸿章。

六月二日，日本出兵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三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专程会晤袁世凯，催促中国出兵。此行，也为刺探中国的军情。

袁世凯十分大意，把中国即将出兵的计划告之。泄漏了军情。使日本能够抢在中国之前，争取了主动。

此时的袁世凯对日本仍无任何警觉，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走后，他即电告李鸿章：“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打消了李鸿章的最后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