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使窦纳乐得知卜克斯死讯，立刻向总理衙门递交了照会。

要求必须采取切实措施，确保传教士的安全。同时指定上海副领事甘伯乐带两个教士到济南，监督对杀人凶手的审判。

过了几天，杀害卜克斯的人犯解到。袁世凯令按察使胡景桂和济南知府卢昌诒审理，他自己也亲自审讯了几次。

甘伯乐到来后，态度强硬、目空一切，提出四条处理意见：第一、将凶手从严治罪，巡抚会同观审，领事监刑。第二、将泰安知府和平阴肥城两知县革职，永不叙用。第三、照教会绘制的图纸，在行凶的地方为卜克斯建立教堂，由教士选择地方，官府拨款，并由民众集资立碑。第四、恭录上年十二月初四日着迅，将疏防的各官行参处的谕旨及办案情形，由巡抚出告示晓谕，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

袁世凯没有像某些清廷官员那样唯唯诺诺，表现得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立即将巡抚会同观审，和将泰安府和二知县革职、永不叙用两条驳回。虽然同意在行凶的地方建立教堂，集资建碑，但地方不能过大，投资不能超过一万两。完全答应的只有第四条。

在对犯人协商量刑时，甘伯乐要求此为恶性杀人事件，主犯和从犯应一律斩首。

袁世凯怕激起民变，只同意将两个首犯斩首。而后又驳回了甘伯乐其它无理要求。

甘伯乐因理亏词穷，只能泱泱而去。

这个时候的清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暧昧，分歧也很大。

当得知袁世凯坚决与义和拳为敌后，有人提议清**不能让袁世凯轻易出兵清剿，有人甚至提出把袁世凯换下来。

清廷也不同意采取简单的高压政策，发出廷寄告诫袁世凯：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不可徒持兵力，转致民心惶恐。

三天后又下达一道措辞相当严厉的电旨：“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寛纵酿祸之理。唯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是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挺而走险，激成大祸。

“着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严厉古灿升、马金叙等随机因应，各了各案，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

袁世凯看完这些后，认为朝廷只是担心对义和拳的镇压，会激起更大的动乱。这些提醒和训戒，没有改变他对义和拳坚决镇压的态度。

只是，他知道，对义和拳的进剿，不能简单行事。而现在，他真没多大的精力管义和拳的事了，因为眼下有更紧急的事，需要他来处理。

就是高密民众阻止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的事。

一八九七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因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而被杀。这本是当时教会与当地民众矛盾不断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一次偶然事件，德国却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了胶州湾。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国的军舰在请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轻而易举从栈桥登陆，随后迫使清**签订了《胶澳租赁条约》。这样，一八九一年才开始建置的年幼的青岛（当时叫胶澳）落入了日耳曼人之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经过跳跃式的发展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资本主义强国。经济的强大促使德国向外扩张。霸占青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德国就对中国东部沿海的澎湖、大鹏湾、厦门、舟山、胶州湾等港口进行过调查。其中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一八六九年三月踏上了齐鲁大地，开始了三个月的调查。

他对山东的矿产、物产、交通、港口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调查，尤其对媒炭资源描述甚详，通过考查得出以下结论：山东地区极为富庶，有可供使用的丰富资源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并且有位置优越的可供作军港和商港的胶州湾。

于是就有了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

修铁路，要占用耕地，甚至会通过坟地，经常和当地民众发生纠纷。

这种矛盾到高密时形成了总暴发。

高密地形南高北低。北部本就常闹涝灾。

如果在东西方向再修一条铁路，无疑是筑了一条拦水坝，北部的水就更无法排了。

当地的村民要求多修几座大桥能够泄洪，但德国铁路公司因为增加投资而不接受。

双方矛盾因为发生几次流血事件而越演越烈。

对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和山东高密民众的冲突，为简化起见我们不妨称其为高密事件。

高密事件是很复杂的，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

德国人修胶济铁路有对中国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背景，也是一种投资行为。这条铁路的修筑，有贫弱国家受欺辱的成分，也有受益的方面。毫无疑问，铁路建成了，会带来交通的便捷。

有人计算过，如果两个人从济南往青岛人背肩扛运粮，到青岛后有百分之八十会被二个人吃掉，更不要计算投入的人工等费用了。

而通了火车，肯定是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