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上谕于一九零九年一月二日发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本来是罢官，但被很客气的被说成是照顾回老家养病。

而这也不完全是借口，因为上年的十月七日，袁世凯曾因为足疾请假五日。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常称足疾，让人搀扶上朝。

命保住了，在袁世凯看来，无论如何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他还是如惊弓之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为了防备清室亲贵对其下手，他既不敢在京都停留，也不敢乘京汉铁路火车回河南老家。而是换上便服先到天津，住进了租界。

待了几天，做了严密的布置后，才只带着五姨太和七姨太前往彰德。

有书这样描写袁世凯离开天津的场景：“一九零一年一月六日，天气阴霾，朔风怒吼，滴水成冰，寒气砭骨，袁世凯在天津东站乘火车南下。

“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从北京赶来的严修、杨度等三、四人，专车更没有，昔日的威风排场一变而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其心情之悲凉可想而知。

“他握住严修的手说：＇好冷啊！＇语意双关，实感于宦情之冷也。”

袁世凯被开缺以后，在朝廷还是有很大地反响的。

很多人发声，开缺袁世凯是排斥汉臣。更有人说这是对立宪运动的清算，因为袁世凯是立宪的积极推动者。

有人则针锋相对，说这些声音是来自袁世凯的党羽。在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为重新起用袁世凯大造舆论。

更有很多人主张把袁党连根拔出，防止其东山再起。

御史赵炳麟密奏解散袁党，罢黜奕匡，调走直隶总督杨士骧，用人不分满汉，以息谣言。

载沣召见赵炳麟。询问具体意见。赵炳麟提出宣布袁世凯的罪状，独用张之洞为相，表示重用汉人。启用苓春暄统率禁卫军，巩固朝廷。召立宪派康有为，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和赵启霖等入京，成为摄政王的顾问，教授皇帝读书。以收海内外人望。大刀阔斧地“实行立宪，大赦党人，示天下以为公”。

但是，这个意见遭到了历来与康有为、苓春暄等人关系不睦的张之洞地反对，他认为奕匡老成持重，在当前人心不稳的条件下，稳定朝政，平衡和安抚各方，非奕匡这样的人不可。

载沣本就属于皇族亲贵派，对汉臣势力存有很深地戒心，最后还是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

但对袁世凯的势力，不能不有所忌惮。于是将东三省的总督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又借京察的机会，令民政部的侍郎赵秉钧退休，等等。

袁世凯被解除官职，说到底是戊戌变法中的所做所为，酿成的苦果。也是在丁未政潮中，他主导的朝廷内斗，留下的后遗症，和自食其果。

为官的这些年，总的说来他是一直在努力做事的，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官是不多见的。他的被开缺，不能不是清廷的一大损失。

在朝廷之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在他开缺的谕旨一下，就有学部侍郎严修上折，请朝廷收回将袁世凯开缺的成命。

他历数了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山东巡抚任上保境安民，特别是直隶总督任上的政绩。也点评了袁世凯在推动立宪和在外务部任上的担当和作为。指出袁世凯是个勤政务实之人，是那些善空谈、说空话而不做实事的人，无法相比的。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晚清进士,是清末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我国近代着名的学者...曾任各直省乡试试卷磨勘官、贵州学政、直隶学校司督办等职。光绪二十年八月,严修被授为贵州学政。在贵州三年多。任职期间,他恪尽职守,整饬考政,剔除积弊;设立官书局,刊印书籍;改革书院课程,并奏请开设经济特科,对近代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被称为贵州传播新思想的第一人。

他不是袁党，完全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袁世凯说公道话，在朝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这些不平之声，改变不了袁世凯这时的开缺回籍，但却为将来袁世凯的东山再起，做了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