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三年五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

“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袁世凯于是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

袁最初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佛苏、丁世峄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

袁世凯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度担任最为适当。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其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出面就让人看出这是自拉自唱的戏。

可是杨度却不想错过这千载良机，坚持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

夏寿田转达袁的意见，叫杨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他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这六人被称为“洪宪六君子”。

一般说来，能获得几君子之称，应当是几个人干了什么好事。例如戊戌六君子。拉历史的倒车而被称作君子，很让人费解。或许是因为这些人个个是大家，都有辉煌人生。

孙毓筠（1869年—1924年），原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又号夬庵，??安徽寿州人。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二十里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

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官做到大学士。说起来，按辈份孙毓筠是孙家鼐的侄孙。

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

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

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世凯，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胡瑛（1884年—1933年），湖南桃源人。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是黄兴的弟子，兴中会，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因身份暴露而被捕。

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任武昌临时**外交部长，南京临时**山东都督。与宋教仁、覃振并称桃源三杰。毕业于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

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四年五月下旬到了北京。

这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动到极端。后来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横一个六指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烟瘾。

孙毓筠、胡瑛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们认为国民党翻身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门路。

这两人，如果当年革命被捕时，即绑赴刑场，慷慨就义，那么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从烈士祠一脚踢出来，他们自己却也糟蹋了自己，走了很大一段弯路。人的际遇真是难说。

刘师培（1884年—1919年11月20日），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创立光复会，是一位国学家。在国学方面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谈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书。曾投在两江总督端方的门下，后到四川任国学院主讲。民国后章炳麟介绍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和《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公开信。被袁政.府聘为咨议。

他也上了一篇谢恩折：

“窃师培业耽七略，才谢三长，孝标洊历艰屯，子骏冀兴古学，自维梼昧，幸值休明，综邹鲁之七经，昔惭呫呫哗。诵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遗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驶驶征夫，咏谘诹而怀靡及。

“顾复不遗葑采，忝备荛询，班国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中远猷于辰告，励亮节于寅恭。尔有嘉谋，庶备南官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