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以如此重视哲学问题，是因为在他看来，宋代以后，中国的哲学便趋于僵化了，到了清代，几乎无哲学思辨可言。这种学术状况，是导致近代中国全面落后的要因之一。欲救此弊，便应当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学术成果，创造中西合璧的新文化。因此，大力向国人介绍西洋的哲学就成为当务之急。

1915年春，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披露于报端，留法学界闻悉群情激愤，汪精卫、李石曾、谭熙鸿等纷纷来到蔡元培的住处，共商对策。蔡元培依据大家议论的意见，草拟《华人御侮会会章》七条。

所拟条文倒是简明扼要，其主要内容为：

（一）、本会以凭籍己力（不倚赖政府，不倚赖军队）、济度同胞、排除外侮为宗旨。

（二）、本会会员应尽之普通责任：1、锻炼体魄；2、了解并自备适当之武器，如匕首、炸弹、手枪、毒物等；3、养成抑强扶弱之习惯；4、力持可杀不可辱之气节；5、见敌人侮我同胞者击之，事变如有株连，则挺身任之；6、不购敌人货物（书报及武器例外），7、不乘敌人船舶；8、不与敌人之银行交易，亦不用其钞票；9、不租屋给敌人；10、不售地产给敌人；11、不服役于敌人；12、华人有犯，竭力劝止之；13、有华人助敌而侮我同胞者，诛之。

（三）、本会会员得量力以尽之特别责任：1、入敌境而侦探之；2、入敌境而以相当之手段破坏敌侮我之阴谋及武器。

（四）、本会劝导同胞之种种设备：1、印刷品；2、公开或秘密的演讲会。

（五）、本会为会员尽责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如采运廉价货物，增设交通机关；收购地产，介绍职业；制备各种武器等。

此外还有与各国革命党联络之类。

在章程提出讨论时，蔡元培还是想有所动作的，他说：“日本竟下辣手，虽以我等之奄奄如陈死人者，亦大为之刺激，以为不可不采一种急进之方法，以为防御。”

汪精卫提出，此会本属秘密性质，不必用会名，也无须会章，“但言抵抗强权之办法亦可”，得到大家的同意。

对于是否应立即付诸行动，李石曾“仍持先筹万国革命之说，又颇谓日本之事，似尚有从容对付之余地，不可过于张皇云云”。

汪精卫则认为，“万国革命，缓不济急，目前只能持抵抗日本之惟一主义”，并打算先到南洋后根据局势发展再定或急或缓的应对办法。所谓“急”法，就是“归国效死”。所谓“缓”法，则是“筹款以设机关”。谭熙鸿提出，如果是设机关，最好是设立学校，“行精神教育”。

虽然，最终华人御侮会只停留在口头上，但在民族主义进一步觉醒的时代，这反映了蔡元培等中华民族先进分子较为清醒的、自主的爱国意识，自觉、自动的起来承担国民责任的可贵精神。他们的行动，是近代中华民族在捍卫民族生存、唤醒民族意识的长期奋斗过程中一个不能忽视的一环。

1915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来到法国南部海滨的罗埃避暑，此后，蔡一家人便留居在了这个风景秀丽的小城。

这时，旅法华人的勤工俭学活动呈现出大发展的态势。一九一四年，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总结多年的实践，把“俭学”和“以工兼学”二者结合起来，“按实定名”，正式提出了“勤工俭学”的口号，并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该会的宗旨是“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

“勤工俭学”一词由此开始。

前面说过，早在1912年初，李石曾、吴稚晖、张继、吴玉章等人曾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是帮助青年赴法留学为活动内容的社会团体。以“节俭费用，推广西学，学尚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为宗旨，鼓励人们“兴勤俭乐学之风”，????“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借以改革中国社会。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曾对这一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李石曾实际上是在法国的勤工俭学活动最早实践者。一九〇九年，李石曾、齐竺山等人在巴黎创办了生产豆制食品的豆腐公司，从国内河北高阳县招来工人三十余人。考虑到这些华工，只念过小学和私塾，不懂法文，工艺知识也差，为了提高这些人的文化知识，进而提高劳动效率，李石曾便让他们白天做工，工余从事学习。

这样一来，华工们既赚得了经济收入，又提高了知识和工艺水平。后来法国地浃泊人造丝厂需要工人，由齐竺山以“劝工公司"名义，从国内招来工人四十八人，也搞白日做工，工余学习，二者皆行之有效，于是提出了“以工兼学”制度。

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对此非常赞赏。他们亲自参观了地浃泊人造丝厂，赞扬华工“以工兼学”的做法，并撰写文章，在国内外刊物上加以介绍。声称“以工兼学”能使华工开阔眼界，赚得收人，受到教育，学到技术等八大好处。

“以工兼学"制的提倡，为那些家境贫寒而又想外出求学的人，提供了条件。使旅法工学的华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增加到了二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