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强调辛亥革命为此后中国社会的“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无疑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较为准确和到位的评价。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

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有很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

有一天晚上，布氏在伊萨卡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

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

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

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袁世凯坐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

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j.goodnow)，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了《共和与君主》一文，为袁氏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孙毓筠等紧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加紧鼓吹帝制。

胡适从报上得知消息以后，写了《中国与民主》及《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给纽约《望》月刊和《新共和国》周报。

文章针对古德诺的谬论驳斥说：“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轻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

这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公开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辩护的斗士了。

袁世凯终于下令改元登极。然而，这个背叛民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立即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梦也终于破灭了，而且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终于成了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

住在美国的华人也都奔走相告，额手称庆。胡适说这真可谓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