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对中国教育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直接指导及授课的学生包括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教育家陶行知、中国幼教事业开创者陈鹤琴、北大校长蒋梦麟、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等，这些人把对杜威教育理念的继承、发扬和改造应用于实际，他们的教育版图从幼儿教育贯穿高等教育。

杜威来华讲学，使“吾国教育界顿开一新纪元”。这一新纪元包括教育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教育理论方面，以杜威的弟子为核心形成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输入了教育哲学的新学科，开启了教育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在实践方面，将杜威的思想应用于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幼稚园教育，进行南高师的教育教学改革，创办南高师附小、附中、鼓楼幼稚园、晓庄乡村师范等中国式“杜威学校”，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学派”是由一个人物的核心思想及其追随者和实践者而成的学术流派。杜威来华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师承性学派”。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杜威在华弟子为核心。其中，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们分别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与平民教育、幼稚园教育上得以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

如果说胡适是杜威哲学在中国的集大成者，那么陶行知可以说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集大成者。陶行知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而且把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结合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现实，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乡村师范，将生活教育理论付诸实践。

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与杜威一样批判传统教育与生活的脱离。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到陶行知这里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颠倒，而是反映了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理念。杜威所要解决的是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分离的问题，提出的方案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学校教育；而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急需的不是完善学校教育，而是唤醒社会大众的民主意识。因此，陶行知反对把目光限在学校教育改进上，这样做太狭隘。

他指出：“教育可以是书本的，与生活隔绝，其力量极小。那全部生活去做教育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至于偏狭。”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就是要发挥生活的教育作用，把社会办成学校，去教育广大民众，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唤醒他们的民主意识。遵循这一思想，陶行知重视平民教育、社会教育。

1923年5月，他与黄炎培(1878-1965)、晏阳初(1890-1990)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还与朱经农(1887-1951)合编《平民千字课本》，通过筹办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其生活教育的方法.论，这一方法不只是运用于南高师的教学改革中，还体现在他所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实践中，开展乡村教育。“教学做合一”是对杜威“做中学”的创造性发展。

杜威的“做中学”只重视“行”，没有其他。陶行知则从行知互动，“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上阐释知行合一于行，在认识论上不同于杜威的“做中学”。由此可见，陶行知不仅创造性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更可贵的是，他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将之运用到民主社会建设之中。

杜威来华讲学既然作为一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影响和意义是双向的。一方面，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华所遭遇到的一切也进一步构成其眼中的中国形象。在华期间，杜威通过给女儿的私人书信以及给美国国内刊物写报道等方式，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并且，他在中国所作的两百余场讲演无不紧扣五四时代主题，围绕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哲学、学生运动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和思想文化革新的要求。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这也就使得他的中国之行，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教育史和政治史上都具有了某种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