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明末主张推广番薯种植的名人实际真不算少，除了陈振龙、金学曾外，其他譬如叶向高、何乔远、谢肇淛、周亮工，各地关心农事的学者如徐光启、王象晋都努力传播过番薯种植，并著有相关文章。

但是万历年间就传入的番薯和玉米，在清朝之前，始终没能在全国实现真正地普遍种植。

朱翊钧觉得这其中起码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两种作物的食用口感确实不如大米和面粉，特别是红薯食用之后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不高。

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再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最严重的陕西地区推广种植玉米和红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挽救大明了。

二是因为这两种作物的经济价值实在不高，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南方由开海之后带来的商品经济利益，大地主们普遍乐于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茶叶、烟草，或者养殖桑蚕。

而作为底层农民救命之物的红薯和玉米就被大地主们弃如敝履，即使有所种植，也是浅尝辄止，绝不会因为要挽救底层农民的性命而放弃经济作物所带来的利益。

这一点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甘薯疏》中就可以看出，徐光启所撰《甘薯疏》，是源自他亲自试种和在他家乡上海普及的经验。

但徐光启的努力成果范围十分狭小，基本只限于上海一地，江南大地主们都忙着做生意不跟进，就凭徐光启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拯救大明苍生。

因此朱翊钧说话时是十分谨慎的，徐光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明好地主，他怎么能要求大明每一个地主都像徐光启一样好？

所以朱翊钧只说“试验”，不说“推广”，他知道一说“推广全国”这四个字，他让李材等人做的“试验”基本上也做不成了。

申时行果然没追问，只是应声道，

“皇上既有决断，臣每回去改票。”

“然臣闻玉麦、番薯藏种坚难，入土则不冻而湿，不入土则不而冻，向二法令必不受湿与冻，方才故得全也。”

“因而此二物与北地风土不宜，即便云南一省可种，恐怕也无济于山陕饥荒。”

朱翊钧点了点头，他知道申时行是担心李材上报情况后，自己不顾实际情况立刻下令在北方推广。

倘或种植不利，李材等人虽获赦免，但也直接得罪了北方地方官，以为是他们为尽快脱罪才在皇帝面前夸大其辞。

因此申时行替李材等人将丑话说在前头，倘或将来因此事有所牵连，自己也不会再怪罪李材。

申时行的反应十分迅速，朱翊钧也瞧不出他究竟是否为了私心才为李材打算得如此妥帖。

当然申时行说的也不能算是假话。

万历年间一般人对番薯的认知就是这样，认为番薯属于热带作物，怕湿怕冻。

而晚明的中国北方三冬冰冻，留种困难，所以历史上番薯在传入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种植之地，只能局限于四时无霜的交广南方。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后来是徐光启解决的。

徐光启认为番薯和其他谷物并无不同，京边之地，能够种谷，也就能够种番薯。

于是他受北方冬季窖藏蔬菜水果办法的启示，认为可以采用“窖藏法”保存番薯。

而南方土壤过于湿润，窖藏番薯容易腐烂，所以北方反而比江南更易藏种。

只是徐光启在天启年间受魏忠贤专权的影响，到了崇祯皇帝即位以后才奉诏回京。

当时徐光启回京，主要是为崇祯皇帝修定历法，又适逢清军进逼京畿，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没有足够的富余由他在北方推广番薯。

所以窖藏法虽然在技术上打破了番薯北上的障碍，但还是没能够拯救明末的“安安饿殍”们。

朱翊钧想了一想，还是决定先不把话说得太满，

“先生说得很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省可种，并非处处可种，朕令他三人试之，不过是为了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而已。”

申时行见皇帝的态度不算强硬，又想着此事往后或有科道官纠劾，便也稍稍放下心来，

“近该各处灾伤重大，人心嗷嗷，皇上恻然哀怜，大施恩泽，请赈则赈，议蠲则蠲，不靳庾粟帑金，以佐百姓之急，实乃天下之大幸。”

朱翊钧微笑道，

“各处灾伤，小民困苦，节次蠲免钱粮，赈济银谷，一应救荒事宜，还有劳先生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