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部分的税收直接留用地方，绝大部分是不过户部账的，户部根本就不清楚地方上到底收了多少杂捐或摊派的钱粮，奏销制度直到崇祯时期才逐步建立，对于大明来说，显然已经太迟了。

而且除了户部之外，其他各部全部都拥有独立的财税系统可以征税以供本部使用，很显然，缺乏统一的财政，朝廷连到底能收取多少钱粮都搞不清楚，税收政策自然大多数都是拍脑袋得来的，复征、重征的情况比比皆是，大明两百余年正税基本没有变革过、各省州县税额大多也沿用着明初的税额，或多或少也是因为朝廷压根不知道各地税收是个什么情况、想要改革也不知从何改起的缘故。

大熙自然不可能沿用明代的税收制度把自己给饿死，从武乡义军时期开始，就在大明税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一方面废除前明各种苛捐杂税和临时摊派，同时正税额度大大提升，明面上比前明征收的税赋多得多，但因为废除了大量苛捐杂税，百姓们的压力反倒比前明要小得多。

另一方面，则是加大户部的权力，前明各部征税之权统一收归户部管理，同时在前明的基础上深化奏销制度，崇祯时期刚刚实行的奏销制度并不规范，有些省份有钱粮奏销，有些则没有，即便是有奏销的，大多也没有统一的奏销时间和限制，户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总奏销，到后来大明各地打得一团乱，这奏销制度自然也施行不下去了。

大熙则吸取了前明施行奏销制的教训，要求各地节度府在每岁终会计通省钱粮，分别款项造册，送户部查核收档，规定湖广、河南、江西、四川等省于次年二月终造册到部，其余各省依照远近限三月终到五月终到部，逾期则予以处罚，户部则会在查核各地册簿之后进行总奏销。

与此同时，对于临时动用的钱粮，则在月终造册汇奏，并在年末统一奏销，而各部和衙门部费，也需在月末造册奏销，年终汇算。

奏销的大头则是军费，各军参谋、各地军需粮台等后勤部门，收到户部拨饷外，必须将旧管钱粮数额、新收钱粮数额、以及拨解在途尚未收到的数额、预估以后的需款数额等一并造册，统一由参谋处汇交兵部审核，再由兵部汇交户部奏销，户部借此再做权衡拨解。

奏销制度本身就是前明试图对原本混乱的财政进行整理收权，大熙深化奏销制，实际上也是借此掌握各地财税真实的情况，为之后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打下基础。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特别是在如今天灾不绝的时候，原有的税收支撑大熙财政已经很艰难了，大熙迫切的需要开源节流，财政体系的革新，既是开源，也是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