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依然如此。”荷尔德斯回答说，“西班牙之所以陷入基础生活物资短缺的困境，完全是这场持续数年的内乱所致。对所有的欧洲国家而言，革命就像瘟疫一样可怕，哪怕是一点苗头，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引发席卷全国的动荡。”

即便欧洲所有的君主都畏惧革命，夏树必然是例外的那一个，他坦然说道：“革命本身其实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国家都多多少少存有积弊，正因为存在阶级对立和不满情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才会迅速接纳革命思想，并且寄希望于用一场革命来改变现状。”

荷尔德斯可不是一个思想开明到能够接纳革命的人，所以他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探讨下去，而是说：“考虑到西班牙政府的财政状况很不乐观，我们一致认为，对西班牙的出口必须是现款或者现货交易，不允许对方赊账欠款。”

夏树跟那位命运多桀的西班牙国王还谈不上交情，他只是始终觉得以西班牙的地缘优势和历史底蕴，完全可以在20世纪的欧洲格局中扮演更加积极重要的角色，而事实是，西班牙在大战期间谨小慎微地恪守中立，不敢在政治外交乃至军事上偏袒任何一方，甚至是在协约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西班牙王室和政府依然谢绝了同盟国方面的参战邀请，将旁观者的角色一直扮演到底。

经过短暂的考虑，夏树提议道：“我个人觉得，不管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还是为两国更深入的合作铺垫基础，我们在与西班牙的交易中，尽量以市场公允的价格出售跟民众正常生活有关的各种必需品，而不是趁着西班牙内乱哄抬物价。”

荷尔德斯很现实地回答说：“我赞同您的观点，但我们的宽容仁慈未必会让西班牙的普通民众受益，因为经过征税部门和商人的层层牟利，等这些货物转到平民手上的时候，价格依然是他们难以承受的。任何一个混乱无度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爱尔兰人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这样的分析合情合理，夏树根本无语反驳。

见国王陛下不吭声，荷尔德斯以为他还没想通，便孜孜不倦地解释说：“国际贸易便是这样的冷酷无情，哪怕你已经到了饥民遍野的地步，没有现款或者用以抵偿货款的货品，要么想方设法求得贷款，要么只能眼巴巴等着人道主义援助。别看爱尔兰目前的对外贸易形势较为乐观，那是因为战争的消耗使得国际上的乳、肉、皮革制品价格有一定的上涨，实际上，粮食的价格也较战前提高了三成以上。去年爱尔兰的粮食生产是十年一遇的丰收，所以对粮食进口的需求较低，我们得以从容不迫地择机购买，若是碰上恶劣气候，农作物大面积欠收，我们同样要以额外的高价从外国进口粮食。”

“对，你这话刚好提醒了我。”夏树抬头道，“我在好几个月前就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与其一边出口富余的畜牧产品，一边进口欠缺的农作物，何不调整国内农作物耕种和牲畜饲养的比例，在完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再考虑出口。等到爱尔兰的工业成型之后，我们也就不必再依靠畜牧产品来换取外汇了。”

“爱尔兰民众之所以热衷于饲养牲畜，追根溯源还是那场大饥荒留下的后遗症，如今乳制品、肉类罐头以及深加工的皮革制品给整个爱尔兰带来了颇为丰厚的收益，人们更不愿意耕种收益难料的农作物，要想改变人们的观念可不容易。再者，我记得陛下之前曾经说过，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国家之间分工合作，面面俱到不如在某一领域拥有技术和规模优势。”

夏树并不打算推翻自己之前的论断，而是辩解说：“没错，那确实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所以我们的工业布局是专攻军事及辅助领域，而从当前的形势来看，用同等土地饲养的牲畜，经济价值高于耕种作物，用出口畜牧产品换取的资金进口粮食还有盈余，是划算的买卖。可是站在国家稳定和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若能实现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相当于给我们的领土筑起了一道新的防线，其战略价值可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能够衡量的。”

深思了几分钟，首相回应道：“如您所说，适当调整农牧比例具有非凡的战略价值，如果只是以满足现有人口的粮食需要为目标，把那些从英国人手里没收充公的牧场重新改造成农田就够了，而且减少了牲畜的存栏数，用于畜牧的粮食可以相应节省下来，既达到了目的，又不损害民众的现时利益。”

夏树当即拍板道：“那我们就这样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