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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亚洲各参战国,盯着欧洲战局的时候。
西北**中央驻地,窑洞中依然昏暗,但随着一群外国记者的市场光顾,摇动的主人越来越忙碌起来。
白天,刚刚和美国记者斯诺长谈《持久战》和中国淮河以北战区,对日已经具备反攻能力。主席的健谈,说的斯诺一愣一愣的,作为《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中国战地记者,斯诺每天都要着手准备大量的新闻素材,发往美国。
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像斯诺这样的记者,是不被重视的。
但也有例外,**大胜的时候,往往能够收到军政部,或者侍从室的邀请函,参加酒会。当然在酒会上,主持酒会的高官会在尽心之余,宣布他们的好消息。这种传统,据传是源于封建王朝,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被誉为‘与民同乐,万邦来朝’。
斯诺毫无政府背景,不过是一家报纸在中国的驻地记者,参加这样的就酒会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他更喜欢在各个战区奔走,而最后,他决心在北方,这个红色政府的中心地带,用他的话来说‘我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给美国带去最真实的中国资料。
主席是忙碌的,和斯诺等外国记者大谈抗战形势之后,傍晚还要迎着寒风,骑马半个小时,赶到五里外的一处小教堂内开会。
日军占领北部湾之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已经成为事实,这个消息,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来说,看到了日军南下的希望。
一直以来,日本被美英卡着脖子,连荷兰这样的欧洲小国,都想在战争中分一杯羹,用东印度的石油和橡胶,换取日本的黄金储备。
这让日本海军恼怒之余,有了蠢蠢欲动的想法。
进入越南北部,和老挝等地,正是日本南下的信号。美国人被欧洲的战局吸引住了,已经无法估计他们在太平洋的利益了。而日本的中心就在远东,远东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南亚。
汪精卫的叛变,让日本内阁看到了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身的希望。
他们幻想着,凭借汪精卫的政治人气,组建一支足以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伪军,来防御日军在全面侵华两年内占领的土地和人口。
对此,中G中央也调整战略,准备进一步加强日军南下后,对北方各战区的控制权。卓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看到,在中国,和平的困难程度,不亚于中**民,将日军赶出国土。
从27年的那场政变开始,联合政府的构想,已经破裂。
在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
曾一阳在东北建立的根据地,幅员辽阔,足够养兵之用。只要坚持到日军拿下的那一天,就永远不担心,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独裁政府时候还有存在的可能。
至于,抗战为什么会胜利?
只要日本敢南下,抗战获得最终胜利,就会缩短几年。一旦日本进入南亚,那么他们的对手就再也不是苏联和中国,而是美国,一个工业上强大日本十多倍的超级国家,世界海军第二强国。
通过十多天的讨论,中央终于决定,在原来40军的基础上,建立第四野战军,成为战略反攻的信号。
准备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将现在山东战区,河南战区的40军主力逐步抽调至东北,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商,加大对东北战场的援助,在未来的几年内,对东北战场扩军等等计划,彻底压垮日军在中国的统治。
在东北的1纵队,接到了一份组建野战军的命令。由中央、军委联名下达的命令中,任命曾一阳为第一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罗荣桓,参谋长谢维俊……
一系列的命令,让曾一阳看到了中央已经决心在抗战结束之前,和日军在北方争夺控制权。
重庆政府完全依赖华侨支援的战时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多次指责重庆政府的不作为。除了一年前的万家岭战役,74军强吃106师团之外,一年之内,各地的**都相继和日军保持了一种相对的默契。
也就是,日本人不进攻,**绝对不会发动进攻。
这种默契,直接导致了**中不少杂牌军的将领,失去了以用开战来获取军饷和军需机会。国民政府一再拖欠杂牌军的补给之后,单单靠着山区和边缘区域的粮饷,已经无法维持军队的开销。
导致大量的杂牌军将领在部队溃散之前,心思有些活络起来。
武汉保卫战之后,汪精卫的行政院院长之职已经形同虚设,加上对抗战的信心不足,看到蒋介石在抗战中,不断的收拢对地方军阀的控制权,在抗战一年之后,其下所有的地方割据军阀,大部分都被瓦解,少部分臣服。
蒋介石的控制地位已经到了巅峰,要知道,在抗战之初,蒋介石实际控制的省级行政区只有5个。
从38年的叛逃,到39年进入上海,汪精卫的精神一直在一种亢奋之中,他以为只有自己开始拯救中国免于战火毁灭的英雄,不断的向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献媚,期望能够尽快入住南京。
就在汪精卫满心欢喜,准备荣登大宝,成为第二个‘溥仪’的时候,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
汪精卫手下的大将,一直担任汪精卫和日本内阁往来协商代表的高宗武,突然联合汪精卫手下另一个重要人物陶希圣,将汪精卫卖国的最后一条遮羞布扯掉,将‘汪日密约’付诸于公,开始了他戏剧化的反角一色。
原来,高宗武当年是蒋介石和日本谈判的代表,往来国民政府和日本之间。后来蒋介石的薄幸,让高宗武心生反感,决心跟着汪精卫干。
汪精卫叛逃之前,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受汪精卫委派,先期赶赴上海,和日军中国派遣军磋商事宜。但当时的日本内阁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沦为其殖民地,即便有少量的反抗,也并不重要。
抛出了一份比给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更为严酷的条约,《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而担任副手的高宗武一直对此不满。
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梅思平想都没想,就在协议上签字,此举,让日本内阁大为赞赏,认为汪精卫是真心投靠他们的,在协议签署当天,就下令上海派遣军护送梅思平和高宗武赶赴日本,签订最后的协议。毕竟,在上海签订的不过是一份草案,约束力不够。
时任国民党外交部对亚洲司对日科科长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一起,抵达上海的当天,就已经注定了他叛国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