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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记者们叫到休息室，说有事情要宣布。

“我不会参加下一届世界杯了，”我对他们说道，“如果足球就意味着打架，那我决定从国家队退役，今后再不提足球的事。”

说这些话的时间是1966年7月19日，距离巴西在瑞典世界杯上夺冠已经过去8年时间；地点是在英国的利物浦。我那时刚刚25岁，远非退役的年龄，但那一天，我忍着身上的疼痛，看着腿上深深的伤疤和块块的青肿，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有50岁了。真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从战场惨败而归的士兵。虽然我将继续在桑托斯俱乐部踢球，但我不想再为巴西国家队服役了。

“就这样。”我说着，记者们则面带震惊地唰唰记录着。“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我身穿巴西队的球衣。”

在这样一个白热化的时刻宣布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绝非一个好主意，事实上，那只是我一时意气用事。但当天的我从未如此愤怒，如此失望，如此讨厌足球。

要是我能穿越回那一天，跟25岁的我说说话该有多好！我会劝他说——放轻松，别这么意气用事！我会告诉他，刚刚经受挫折之后，看待事情总会带着情绪，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我会对他说，有了逆境，人生才完整，你的胜利才会更甜蜜。

最后我要告诉他，有些道理甚至连贝利——人们眼中的“球王”——都没有学到，其中就包括足球能教给我们的教训中最重要的一个。

在利物浦那一天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反复做着同一个梦——一个美好、圆满的梦。在梦中，我站在温布利球场上，这是英国的足球圣地，在我踢过球的球场中，它是少数几个世界顶级球赛舞台。巴西国家队的球员们都跟我在一起，他们筋疲力尽，浑身大汗，但都欣喜若狂。我们即将从伊丽莎白二世手里接过雷米特杯，再次加冕世界之王，这是我们第三次夺冠，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

就在女王准备将奖杯递给我们时，我突然醒过来了。我躺在那里回味着刚刚的梦境，告诉自己这个梦一定会实现。接着我跳下床，去训练几个小时，确保美梦能够成真。

其实，我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幻想的人。在巴西，很多人都觉得1966年的世界杯已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并不需要努力争取。在1958、1962年两次获得世界杯之后，巴西队的很多教练和球员都觉得我们只需飞到英国，喝喝茶，踢踢球，拿回奖杯，然后谢幕归国。报纸上通篇都是我们即将夺冠的报道，还说我们所向披靡的足球证明了巴西事事领先。大家也许会想，这跟1950年马拉卡纳导致我们功亏一篑的态度是一样的，的确如此。我想，两度夺冠令巴西人忘乎所以，一些恶习再度现身。

事实上，有些巧合是匪夷所思的。国内政客的不安心理再次为这些浮夸的气氛火上浇油。上世纪50年代末，儒塞利诺·库比契克总统的政绩、巴西足球在瑞典世界杯上的卓越表现所带来的乐观心态已经到了尽头，我们走的是一个“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怪圈，而这正是巴西政坛的典型特征。

儒塞利诺总统“五年相当五十年”的宏伟计划的确为巴西带来了很多新公路、新工厂，我们的新首都巴西利亚也按计划于1960年投入使用。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奇迹，这些热火朝天的建设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为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巴西政府大量发行货币，物价飙升，巴西人将其计划讽刺为“五年相当五十年的通货膨胀”。每次去超市购物，或出门吃饭，都会发现物价又涨了。仅在1964年一年里巴西的物价就翻了一番，巴西国民对此怒不可遏。

与此同时，时代潮流也掺了一脚，令我们的境况更加复杂。我们已经进入60年代，全世界都是一片嘈杂——抗议、罢工、革命、自由*……为了给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巴西的穷人纷纷离开农田和小镇，进入大城市里，却只能在里约、桑托斯这种地方的山上或河堤等地方的贫民窟里落脚。年轻人希望更加自由，也渴望能在国家发展中多分得一杯羹。

这些要求对任何政客来说都是件难题。但儒塞利诺的继任者似乎并不能胜任这些挑战：有个总统仅上任8个月就辞职，喝得大醉坐船去了欧洲，把烂摊子扔给了副总统若昂·古拉特。1962年我们在巴西利亚为夺得当年世界杯庆贺时，我曾经见过若昂·古拉特，他看上去是个很好的人。但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任命一些*者担任顾问，又说要将巴西城市里的土地为穷人重新分配。这些想法损害了巴西精英阶层的利益，1964年军方发动政变，巴西再次进入军事独裁时期。

我在前面也曾提到过，在这些政局变幻中，足球是不能幸免的，在巴西尤其如此。正当我们为1966年世界杯做准备时，我们受到了来自军方政府的巨大压力——他们想用足球来掩盖社会的骚乱。军人们非常明白，在巴西，足球的凝聚力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觉得，第三次夺冠能让巴西的生活重回“正轨”，甚至能将巴西带回更单纯、更轻松的50年代。

我是不是失去理智了？我是不是好像把所有问题都怪在了政客们的头上？是的，球场上踢球的是球员，比赛的输赢跟政客们无关。但这一年国家队管理层的有些决定太过匪夷所思，只能用60年代中期癫狂的政局影响来解释。比如说，这一年的国家队试训，并不是按照惯例招入22或28名球员，而是招了44个人！这简直是荒唐透顶。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将我们分成了4个队，每队11人，然后将4支队伍分派到全国各个城市、乡镇上去“训练”，既有圣保罗和贝洛奥里藏特这样的大都市，又有特雷斯里奥斯、卡尚布、特雷索波利斯这样的小镇。分队训练，每隔几天就换一个训练地，这对备战世界杯绝无益处。但这不是关键。我们所谓的“训练”，其实是去娱乐大众，去凝聚人心，去给当地政客做救兵，让民众暂时遗忘国家的种种问题。我们其实就是“面包和马戏”。

与这些杂耍相匹配的，国家队的官员们——又一次，他们关注的是向世界展示巴西足球的笑脸，而非让我们好好备战——安排了一系列令人应接不暇的热身赛——西班牙、苏格兰、瑞典……这些比赛地区的气候各有不同，还需要长时间奔波。所以，就在国家队准备前往欧洲参加世界杯时，我们连一个球队都没有组建起来，只是一群胡乱拉扯起来的散兵游勇。当然，有些上届世界杯的老球员依然在列：加林查、吉尔马、德扎马·桑托斯，但瑞典世界杯已经过去8年了，大家都老了，早就过了巅峰期。

即便把球员们集合起来了，教练也没能决定首发名单。因为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一起踢过两场球，有时候队里会一下子更换五六名甚至七名首发队员，这在球队备战方面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对世界杯而言尤其如此。在热身赛中，我们堪堪与苏格兰踢成了1:1平。我想，那时大家的心里都慌了。照这样踢下去，温布利球场、女王颁发奖杯的梦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场比赛结束后，很多球员都有了意见，伴着很大的愤怒。球队里的几个老队员——尼尔顿·桑托斯、济托、队长贝里尼——找到球队管理层，说需要把大家叫到一起把问题讲清楚。

他们同意了。但这次会议却是一场单方面的发言。不论是在巴西还是在别的国家，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就是这样，任何当权者都认为他们的意见才是真理。球队管理层和上级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尽管这是一次全队会议，但说话的只有管理层而已。他们不耐烦地对我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英国踢几场球，拿着冠军回家庆贺就行了，别叽叽歪歪地抱怨了行吗？

我记得，会议结束后，我们走出会议室，我看了看加林查。他只是难过地摇了摇头，我则朝他耸了耸肩膀。我们都没说话。这其实就是一个预兆，是我仍未学到的教训。可惜那时的我们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收拾好了包裹。就这样，我们就像一群等待宰割的羔羊一样，踏上了英国的征程。

从我们踏上球场的第一秒钟开始，我们就意识到，巴西面临的困难绝非仅仅来自内部。

在前两届世界杯上，巴西队大开大合的艳丽进攻风格震惊了世界。在这一届英格兰世界杯上，我们听说裁判试图要维持比赛的均衡，避免出现一边倒的局势。他们将对身体对抗更加宽容，还会减少对犯规的吹罚。这种改动对欧洲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的球员普遍比南美球员更高更壮，何况，他们在过去8年时间里一直在提高自己的技术，以破坏巴西的进攻效率。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一种阴谋论，也许大家以为我这是酸葡萄心理，但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南美球队在1966年世界杯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安东尼奥·拉廷——当年阿根廷国家队的10号——数十年后还将其称作“史上最暴力的世界杯”。英国记者布莱恩·瓦伊纳在2009年的英国《独立报》上撰文说：“巴西的数名球员，尤其是贝利，承受的是足球史上最恶劣的盯人战术。”

我从不惧怕身体对抗，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踢街球长大的！职业生涯开始后，我往往是球场上得分最多的人，所以，说实话，任何一个防守队员都以“封杀”了贝利而自豪。在球场上，针对我的防守战术，指定一名、两名甚至三名防守队员对我贴身防守也是常有的事。大家可以去找现存的录像看看，有多少我被对手锁喉、摔倒或亮着鞋钉放铲的情景……天哪，回想起来，在桑托斯踢球时，在有些比赛中，按照今天的判罚尺度，对方球员早就被罚下一半了。

但话说回来，当时的比赛就是这样。那时的足球赛跟现在不同，身体对抗很多，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没有电视直播。现在，全场比赛中，球场的每个角落都在高清摄像机的监视之下，如果某个裁判漏过了某个犯规动作，赛后他及犯规的队员将受尽指责，他们会受罚、会被禁赛，甚至名声也大受损失。但在当时，只有上帝能看到球场上的阴暗动作，而某些球员犯下的罪过，不管有多少忏悔都无法弥补！

我并不记恨那些对我犯规的人，他们不过是在执行教练的命令、为家人挣取生活费罢了。父亲过去常对我说，要尊重我的对手，但我有时候也不得不挥起手肘以求自保。我很少抱怨，尽量干净地踢球，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因恶意犯规或踢脏球而被罚下场。但运动场上的判罚总要有个尺度，因为若是没有了裁判的保护，即便是铁人也无法从球场上“生还”，若这个队员是球队的王牌，就更是如此了。而在1966年世界杯上，裁判们的哨子似乎都哑了。

巴西首场比赛对阵的是保加利亚，那场球赛就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死胡同里被人群殴——刀子棍棒全亮出来了，而裁判或父母都不在场。保加利亚人似乎就是为着打架来的。负责盯防我的队员整场比赛都对着我的膝盖和踝骨下脚，甚至当着裁判的面把我放倒。

“嘿！蠢货！”我朝那名防守队员喊道，“怎么踢球呢！”但他听不懂葡萄牙语，而我又不会说保加利亚语，所以，他只是朝我皱皱眉头，而裁判也似乎没看在眼里。

后来，对方有些犯规太过明显，裁判也不得不吹了哨子。上半场因为对方的某次犯规，我得到了一次任意球机会，射门得分；下半场，加林查也因对方犯规得到一个任意球射门得分。我们以2:0战胜对手。

可这根本不像是一次胜利。巴西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写的也不是比赛的得分，而是《贝利遭遇全场追杀，比赛结束瘸腿离场》。现在，我们所有的对手都知道裁判的尺度了，比赛的基调也已经定下。而令人痛心的是，这是我跟加林查最后一次同场比赛。

在跟保加利亚的比赛结束后，我筋疲力尽，身心疲惫，浑身疼痛。我的右膝疼得要死。但我还是为下场比赛做着准备，不愿像1958和1962年世界杯时一样缺席任何一场比赛。所以，当球队管理层宣布我在与匈牙利队的比赛不会上场时，我愣住了。

“我们希望你能好好休息，贝利，”他对我说，“我们不希望你上场，是要保护你，并且保证你在重要比赛时能够保持健康。”

重要的比赛？跟“华丽的马扎尔人”——那支在1954年淘汰了巴西队、1962年打入四分之一决赛的匈牙利——的比赛不算重要吗？如果我们赢不了这一场比赛，就再没有什么比赛可言了！

我很愤怒。但是跟往常一样，球队官员的声明就是最终决定，我不想给人留下“搞特殊化”的印象，我不想耍大牌，所以，我闭上了嘴巴。

匈牙利以3:1打败了我们。这个结果震惊了世界——这是1954年瑞士世界杯以来巴西队第一次输球，还是输给同一个对手。我坐在球员席上看着比赛，无助而心碎。

此次失利令国家队的官员们雷霆暴怒。跟1950年一样，我们的狂妄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可以吞噬一切的恐慌。为了小组出线，我们必须以大比分战胜葡萄牙。球队管理层将我放回了场上，但加林查、吉尔马和德扎马·桑托斯都坐在了板凳上。奥兰多——曾进入1958年国家队，但一场世界杯比赛未踢——也在场。总而言之，与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名单更换了7个人。这简直是疯了，你们曾见过这种安排吗？球员们都缄口不语。

与葡萄牙的比赛刚刚开始，我就被他们的一个防守队员踢倒了，他明显是冲着我受伤的右膝来的。比赛中，又一个球员上来绊了我一脚，就在我落地的时候，他又赶上一步，先伸出腿，把我完全放倒在地。球场里的观众都站了起来，高喊着“犯规”。巴西的戈斯林和马里奥·亚美利哥——就是1958年瑞典世界杯时用热碗治好我的膝盖的队医——冲进场来。但这次我的膝盖没能躲过一劫，他们给我绑上了绷带。

他们俩把我架着走下场，我双手搂着他们的肩膀，一条腿蹦着走路，因为我的右腿不敢用力。但是，那时世界杯比赛的规则是比赛期间不允许换人，即便有球员受伤也是如此。我不愿看到巴西在这样一场重要比赛中少一个人应战，于是过了几分钟之后，我又上场了。我一瘸一拐地在场上奔跑着，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单腿在跳。

巴西队1:3输掉了比赛，从世界杯比赛中出局。

最后从伊丽莎白女王手里接过奖杯的不是我们，而是英格兰，其队长是博比·摩尔，教练是阿尔弗雷德·拉姆塞爵士。我认为，英格兰得到这次世界杯冠军是实至名归，对得起“现代足球发源地”这个称呼。但令我痛心的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到温布利球场踢球了，连友谊赛都没有。这是我一生真正的遗憾之一。

在与葡萄牙的比赛中，就在我返回球场，像个受伤的动物一样一瘸一拐、单腿蹦跳着继续比赛时，我的愤怒在逐渐积累。我为球队教练和官员的狂妄自大而恼火，为备赛期间巴西政客们的干涉而沮丧，为裁判不懂得保护球员而愤怒，最最重要的是，我为自己感到失望。在为桑托斯俱乐部踢球时我总是健康的，但在我参加的3届世界杯上，我没有一次不受伤。我想，这绝不是巧合。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将记者们召集起来，宣布我再也不会参加世界杯比赛了。

从伦敦返回巴西时，我们的飞机延迟了几个小时。就像这届世界杯上的任何一件事一样，球队的官员们对此未做任何解释，他们只是让我们温顺地坐着等着，不要问任何问题。到达里约时已过半夜，住在圣保罗或附近的球员未作停留，直接转乘了另一架飞机。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此次延迟的真相：球队的官员们害怕我们会受到愤怒的国内球迷的围攻。他们的担忧没什么必要，因为机场上几乎没有人迎接我们。但是这个小插曲更坚定了我的决定——我的生活里再也不要有世界杯这件事了。

“谢天谢地你没事，迪科！”我回到桑托斯家里时，母亲对我喊道，几乎要哭出声来，“我一直为你祈祷，膝盖都跪疼了。”

1966年世界杯已经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转播了，但我们家不看。他们真的不看。在我参加职业比赛的10多年里，母亲从未到现场看过我踢球，电视转播也不看。父亲也不愿看我的比赛，我猜他们是情感太过充沛了。在我有比赛的日子里，母亲就像那些虔诚的教徒一样，到教堂里为我祈祷，希望我不要像父亲一样受伤。这么多年了，我甚至怀疑她的膝伤比我还要厉害。

这届世界杯过后，受到伤害的人不仅是我的父母。事实上，所有的家人都同意我退出国家队的决定，其中就包括我们家的新成员——露丝梅丽·卓尔碧，我的新娘。

我跟露丝其实很早——就在1958年世界杯结束时——就认识了。那时桑托斯俱乐部跟科林蒂安斯俱乐部——我们最大的对手——有比赛。巴西的俱乐部总是在比赛前夜将队员们与外界隔离起来，用葡萄牙语说是“concentracao”，其目的是让球员们免于分心……比如说，女人。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何况，有些球员已经有对象了，于是我们当晚就“越狱”出来，到桑托斯的体育馆里看一场女篮比赛。有几个女篮姑娘走过来跟我们说话，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女孩一屁股坐在了我的旁边。

“嗨，”她说道，“你是贝利，对吧？”

“是。”我答道，因为被她认出来而感到兴奋。

“明天别把科林蒂安斯踢得太惨哦。”

她对我浅笑了一下，然后就回到篮球队的球员席了。

这个对话极其简短，但我已经神魂颠倒了。她长着一头灿烂的褐色长发，更令我着迷的是，她身上的自信和镇静是我在桑托斯从未见过的。第二天下午，比赛开始后，我就在看台上寻找那个女孩的身影——我本应把注意力放在球场上的。我记不清那场比赛是输是赢了，但我的心情很失望，因为露丝没来看比赛。

几天过后，我走在桑托斯的大街上，突然看到那群女篮姑娘。我的心立刻怦怦跳了起来。露丝并未跟她们在一起，但她们——一直在窃笑着——还是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她工作的唱片店，还有她的岁数：14。她真是太年轻了，但当时我也刚刚17岁而已，所以不会太唐突。我穿上最帅的一件衬衫、最好的一条长裤，像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假装若无其事地溜达着走进了那家唱片店。

“你好，又是你啊。”我搭讪道。

“嗨。”

“你还记得我吗？”

她点了点头，笑了，似乎比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害羞了很多。

“告诉我，”我说道，“你是桑托斯人，为什么希望科林蒂安斯赢球呢？”

“因为我支持科林蒂安斯啊，”她答道，“我其实不喜欢足球。”

我其实不喜欢足球。大家也许会想，听到这句话我一定会狂怒着夺门而去吧。但是恰恰相反，我对她更入迷了。在那一刻，在有了瑞典世界杯的种种经历之后，露丝似乎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个对球场上的我没感觉的人。她感兴趣的是埃德森，而不是贝利。

一年年过去，我爱上了露丝。不论我们相隔千里，不论我们的比赛是输是赢，她总是跟她的父母一起在桑托斯等着我，风雨不动。我们的恋情是非常传统的，露丝坚持让我先见见她的父母，而他们则希望我们的恋情能尽量保密。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因为桑托斯只是个小城市，而我的名气又太大了。但露丝从未到现场看过我的比赛，这对她来说倒不是什么值得可惜的事。我们一起出去看电影的时候，都是分开走，她跟她姑姑先进场，等放映厅里的灯熄了，我再溜进去坐在她旁边。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观众们从未发现贝利也在同一个电影院里。

露丝一直拒绝我的求婚，她说自己还太小了。但在1966年世界杯前1个月的时候，她终于答应了。到那时为止，我们已经相恋7年多。我为巴西赢得了两届世界杯，我所在的桑托斯俱乐部获得了很多荣誉，我开始挣钱……但这些她都不在乎。她还是不喜欢足球，也不愿受到公众的关注。当然，我们订婚的消息还是走漏了风声，于是大家都在猜测“球王”会在哪里举行婚礼。有人建议到里约的马拉卡纳球场举行婚礼；还有篇报道说，教皇本人要为我主持婚礼。但实际上，按照露丝的意愿，我们的婚礼是在桑托斯我为父母买的房子里举行的。婚礼很简单，主持婚礼的是一位当地的牧师，参加婚礼的也只有双方的家人和朋友而已。

虽然我们尽量做得隐秘，但还是引来了大批记者，他们堵在门外拍着照片。我走出门去，朝大家微笑挥手。我常常告诉露丝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会带给我们太多益处。

第一个找我代言的是利乐公司，一家瑞典的包装公司。1958年世界杯之后，瑞典就在我心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每次代表桑托斯俱乐部或巴西国家队到瑞典踢友谊赛，我都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在1961年左右，当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找到我，说利乐公司想让我“代言”他们的产品时，我还是有点惊讶。

我先是给父亲打了电话。

“你觉得怎么样，爸爸？”

“我不明白，”他关心地答道，“你不是有薪水了吗？”

“是的，可这是薪水以外的钱。”我解释道。

“他们想让你干什么？”

“他们给我钱，让我说喜欢他们的产品。”

父亲无法理解。“我不明白，”他说道，“你是个运动员，不是演员。他们真的会为这个给你钱？”

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也糊里糊涂的。在美国，运动员代言产品从贝比·鲁斯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在巴西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还是个新生概念。而正是借着首个世界杯冠军的余晖，这件事才得以实现。我想，人们是想分享一下世界冠军的感觉，而购买我喜欢的产品就是一个好办法。再者说，我继承了母亲和善的笑容，这一点对代言广告同样重要。

话虽如此，我还是心存疑虑。我担心的是，万一我代言的产品不够优秀，人们就会对我心生失望——这在我刚开始为产品代言的时候的确发生过，有时候走在桑托斯的大街上，就有人走上前来对我说我代言的某某产品不好。我总是诚挚地向他们道歉，随后会将他们的意见反馈给生产商。

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了利乐公司的要求。他们成了我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也为我打开了一扇产品代言的大门：似乎在一夜之间，我就收到来自巴西国内外的大量代言邀请，而我一个人应付不来，于是就雇了一些人为我处理这些代言及其他生意方面的事宜。我的商务团队里就包括我的弟弟佐卡在内，他先是在桑托斯的预备队踢了几年球，后来发现足球并不是他的前途所在，而他在学习方面总是强过我，后来去学了法律，又成了我最信任的顾问之一。

多年以来，我的名字和头像相继出现在药店、加油站、汽水公司、新建住宅等地方。我代言过糖果、衣服，甚至还有牛。在我推广的诸多产品中，最有意义的当属巴西的咖啡。巴西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但在上世纪60年代，周围国家和地区的咖啡生产销售风头正劲，巴西感觉到了压力。所以，每当桑托斯俱乐部在欧洲或美国踢球时，开赛前我就会背着一大袋咖啡上场展示一下。一袋咖啡的重量是60多公斤，而我的体重是63多公斤！但是我想，辛苦就辛苦点吧，这可是为了我的国家。哥伦比亚有胡安·瓦尔迪兹，巴西有贝利。

我们的机会在于：世界各国的公司第一次认识到向国外进军的重要性。以利乐公司为例：他们是一家瑞典公司，但他们想在巴西及其他新兴市场赚取利润。这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事，但随着国际间交流的增进和各种障碍的扫除，全球营销首次成为可能。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甚至把汽水广告做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当时正笼罩在“铁幕”之下，不受“邪恶”资本主义的侵扰。因为我的样子和名字可识度太高，又因为生逢其时，所以，那些公司常常把我当成开发新市场的矛尖。有些人说，在某些方面来讲，我是现代第一个全球偶像。我觉得这句话有些夸大了，我更倾向于这种观点——我是因很多世界潮流和机遇而受益。如果我早生了20年，甚至10年，我也许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但其他的事就很难说了。我猜自己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而已。

现在回想我做过的广告代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开创”了“贝利咖啡”这个品牌，现在在一些国家还卖得很好。在一个电视广告中，一位高雅的女士坐在喷气式客机上——信不信由你，这可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最时髦的事了，她问空姐：“这是什么咖啡？”

“贝利咖啡。”空姐答道。

“嗯，太好喝了！”

接着镜头一转，我出现在镜头里，脸上挂着最灿烂的笑容，手里端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隆声说道：“jáviu,né？”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你喜欢吗？”

现在看这些广告，想忍住笑都难！但这些广告证明了我做产品代言已经有多久，也展示出世界已经变化了多少。这样的广告无论是在1960年还是在2014年都没什么意思，但在二者之间，它们的宣传效果非常好。现在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很多广告公司凭借幽默或讽刺来推广他们的产品；说实话，这么做的风险不小。我喜欢的方式还是实话实说。

还有些广告代言我拒绝了。很多年来，巴西的一些公司都想让我代言一种叫作“pelépinga”的产品——卡莎萨，巴西的甘蔗杜松子酒。他们还想用我的名字去生产香烟。这些我都拒绝了，因为身为一名球员，是不能喝酒抽烟的，我认为，我有责任保护上帝赐予我的天赋。

我总是很珍惜商品代言中认识的那些好人，也很感激那些公司能信任我。我明白，每代言一个广告，我就在公众面前多暴露了一分，而这也损害了我家人的*。与此同时，这些代言和商务活动挤占了我大量的时间，我在热爱的足球方面投入的时间就少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些代言邀请是无法拒绝的，对像我这样来自贫困地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家的经历早已说明，一个球员的足球生涯会因为韧带断裂而鸡飞蛋打，所以，我觉得应该趁着还有价值的时候多挣点钱，去实现我的一些想法，比如为父母在桑托斯买个新房子——要是没有代言广告的钱，这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桑托斯俱乐部里，我甚至都不是拿顶薪的球员。

此外还有个原因，我想我可以把商务方面的事交给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去打理，让他们负责球场下“贝利”要做的事，而我就可以一心放在球场上，不用为钱担心了。

而这又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教训，为此我吃尽了苦头。

一点一点地，1966年的伤痛渐渐平复了。英格兰世界杯结束2年之后，我终于有幸见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弥补了心中的遗憾。一直以来我都对她的优雅和高贵、她的微笑心感敬佩。当时女王正做全球访问，来到南美，她将在马拉卡纳球场观看分别来自圣保罗和里约的两支球队举行的明星赛，她说想在赛后见见我。

在觐见女王之前，两位巴西外交部的高级礼仪官员来到我家里，显然，他们是担心这个著名球星在觐见女王时因不懂规矩而失态。他们教我如何鞠躬、如何聆听、如何答话、如何站立、如何表示尊重……基本上就是把所有人性化的一面都摒弃掉了。

在我们的明星赛之前，一支庞大的军乐队走进马拉卡纳球场，开始演奏英国国歌《天佑女王》。我不禁纳闷，也许所有这些礼节并不是臆造出来的，是真真切切的。但当比赛结束，我被带到私人场合去觐见女王时，我所有的担心都消失了。伊丽莎白女王脸上挂着微笑走进屋里，气氛也很随意。“贝利先生，”她热情地说道，“很高兴见到你！”

那时我的英语还是很糟，但还是小心翼翼地蹦出几个词来：“多谢您，陛下。”我答道。

周围的人都咯咯笑起来，一副被逗乐的样子，连巴西外交部的那个家伙也是这样。此后我们的交流就依赖翻译帮忙了，但整个交谈都很轻松、很愉快。我对她说自己是多么喜欢在英国的日子，她则对我说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是我的球迷。甚至女王本人都是个足球迷，这一点远超我的预料。她说对英格兰队感到骄傲，又对巴西未能夺得1966年世界杯感到遗憾。觐见结束时，我已经完全被她的魅力所倾倒，还感觉我们仿佛已经相识多年。

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让人教我如何跟别人说话了。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不管在哪里，人跟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应该在原本没有隔阂的地方修建屏障。

其实，当天的觐见中，唯一坏了规矩的人是一个英国代表团的人，也许是个外交官吧，他朝我倾过身子，从嘴角用蹩脚的葡萄牙语悄声问道：

“那么，贝利……你是真的不踢1970年的世界杯了？”

外面的世界可不在礼宾官员的控制范围，而那里发生的事就疯狂多了。上世纪60年代，桑托斯俱乐部是大家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而全世界的球迷都热切希望一睹我们随性、无畏、即兴的足球风格。所以我们经常参加巡回比赛，并在比赛中获得很多乐趣。一家美国报纸甚至将我们称作“花式足球表演队”。其实，足球本身带来的兴奋和热情已经足够，但当时的世界就像是个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桀骜不驯、无法无天，而由此带来的狂乱常常把我们包围——激动、奉承，有时则是恐怖，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天上午，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飞机跑道上挤满了桑托斯俱乐部的球迷，我们只好在飞机里等了4个小时，待警察疏散人群之后才下机。有一次我们去埃及，中途在黎巴嫩的贝鲁特短暂停留，其间大量球迷拥进机场，声称要绑架我，除非我们答应跟黎巴嫩的一支球队踢一场球。（在黎巴嫩警察的帮助下，我们婉拒了他们的要求，并如期赶到了开罗。）在意大利米兰，数千名球迷得知我要出门购物，他们就赶来找我要签名。我藏在一个石柱子后面，等着球队的汽车来接我。当汽车出现的时候，我飞一般地冲进了车里——恐怕在球场上我都没跑那么快！

甚至在球场上，我得到的“保护”也不够。1962年我们参加了“解放者杯”的决赛，这是拉丁美洲的锦标赛，此前桑托斯俱乐部从未得过冠军。我们的对手是佩纳罗尔俱乐部，这是乌拉圭的一家著名俱乐部，能跟这样的球队交手，我们异常激动。在经过主客场系列赛打平之后，我们要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纪念碑球场”决一胜负。最终我们以3:0战胜对手，其中2个球是我打进的。比赛一结束，观众们就蜂拥进球场，为了搜寻纪念品，他们几乎把我身上的每一块布都拿走了！第二天，巴西一家报纸的头条标题是这样的：《黑人球王的脱衣舞》。

听起来也许很令人诧异，但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恐怖，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这种混乱无序只是那些年的乡土风情，就像下雨、刮风、起雾一样；而球迷每一次感情的迸发都书写着桑托斯俱乐部的传奇。我们的球队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球员：济托、佩佩、科蒂尼奥……在1958到1973年间，桑托斯俱乐部赢得了两次解放者杯，六次巴西足球甲级联赛冠军，十次圣保罗州联赛冠军。鉴于我们的成功和天赋，想一睹我们风采的要求就应接不暇了。每年年初，我们都会到拉丁美洲国家踢球，比如阿根廷——当时阿根廷比巴西富得多，肯出大价钱。而6月到8月是桑托斯俱乐部挣钱最多的时候——那时是北半球的夏季，我们会去欧洲踢球，一次会参加20、25场，甚至30场比赛。

我们的足迹遍布全球：既有像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又有堪萨斯城、密苏里州、亚历山大市、埃及、都灵这样相对名气较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要到非洲的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踢一场比赛，从机场到市中心，沿途的公路两侧汇集了1.5万人。还有一次，我去参加一场与法国队的比赛，主办方让我乘坐一辆敞篷车经过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去球场。法国影星碧姬·芭杜也到了球场，她身穿法国国旗的颜色——红靴子、白色紧身短裤、蓝色紧身运动衫。全场观众立刻就不看我、不看比赛，目光全放到她身上了。法国队赢了。比赛后，碧姬·芭杜为获胜者颁奖，她将奖杯递给了法国队的队长，还赠上香吻一枚——他顿时神魂颠倒，后来报纸上报道说他连奖杯都忘了拿！碧姬·芭杜也吻了我一下，我本想拒绝，但又一想，露丝不会在意看到巴西报纸的体育版上铺天盖地刊登的这张照片。

球迷的热情既令人欢喜，又让人忧愁。有一次我乘飞机从墨西哥城到纽约，在飞机上，我倚在座位上睡着了。这也是我的绝技之一：闭上眼就能睡过去，哪怕天塌了都不管。在我睡过去的时候，乘客们纷纷走到飞机前面来找球员们索要签名。（那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在飞机上自由走动不会像现在一样引起恐慌。）因为我睡着了，所以没有人来打扰我。就在飞机准备在纽约下降时，我恍惚听到一阵唱歌声。乘客们正用西班牙语唱着小夜曲：“despierta，pelé，despiertaaaaaa！”——醒来啊，贝利！醒来啊，贝利！我被惊醒了，从睡梦中慢慢回过神来。我睁开眼睛，看到坐在我旁边的人——奥兰多·杜阿尔特。又过了好几分钟我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哪，”我对奥兰多说道，“我还以为我死了呢。”

我们都大笑起来。飞机着陆后，我给每个人都签了名。

我往往是在比赛中表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因为我知道，我是人们来看球的主要目的。在桑托斯俱乐部参加的比赛中，有我出场的比赛收费10万美元，我不出场的比赛收费3万美元。我很感激球迷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看我踢球上面。1959年我打进了127个进球，1961年110个，这些数字在当时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今天看来更是令人难以置信。除了比赛，我还常常迎合球队和主办方的要求，而他们的要求有时非常古怪。在有几场比赛中，尤其是在那些很少见到黑人的国家，组织者会要求我或者科蒂尼奥戴上白色袖标，因为球迷分不清我们谁是谁。我想，要是放在今天的环境下，这种要求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但当时我并不在意。

有时候即便一些小“灾难”也会以圆满的结局收场。1968年7月，我们在哥伦比亚参加一场比赛，这时我跟队友们与裁判——吉列尔摩·“查托”·维拉斯克斯——发生了争执，因为他判定我们一个进球无效。我的队友利玛上去抗议他的判定，而裁判是个大块头——他以前是个拳击手，他被利玛惹恼了，就把他罚下了场。我气坏了，走上前继续跟他理论，结果他又把我罚下了场。

这个判罚是我活该。但在我走下球场的时候，哥伦比亚的球迷全疯了。他们从看台上把垫子、纸、垃圾朝着球场和裁判扔去，还互相投掷物品。“贝利！贝利！”他们高呼着。而警察则从露天看台上出来保护着裁判。

我跑到看台下的更衣室里，但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跺脚声、鞭炮声、嘶吼声……好像外面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

我刚脱下球鞋，桑托斯俱乐部的主任就跑进来了，上气不接下气。

“快，回去比赛。”他说道。

“什么？”我答道，一头雾水，“你疯了吗？我被罚下了啊。”

“不，不，”他摇头说道，“那个裁判被赶出比赛了，你还得上场。”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主任是不会骗我的。看到全场观众造反的样子，主办方觉得，为避免发生大规模骚乱，让我返回球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我把鞋穿回去，又跑到了球场上。我们继续比赛，而裁判查托却不见了踪影。

这件事听起来好玩，但是很不对。查托是场上的裁判，他把我判罚下场。他的判罚应该受到尊重。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总会觉得很不好受。幸运的是，很久之后，我有机会弥补这件事了。我们先是在巴西的一个酒店里偶然相遇，我们拥抱了一下，交换了联系方式；在我的足球生涯行将结束，我在纽约踢球时，我送给了他和家人几张球票。最后，在迈阿密，在我的一场告别赛上，有些记者建议我们把那件旧事重演一遍。于是，查托再次掏出红牌把我罚下场，而我则从他手里夺过红牌，继续踢球——就像当初在哥伦比亚一样。

我们都笑得很开心，查托更是如此。还有什么事能比长久的怨恨变作友谊更好呢？这是足球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绝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能快乐地离开。

这种生活虽然乐趣很多，但我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而人们也总是在一遍遍提醒着我：

“你不怀念为国家队踢球的时光吗？”他们会这样问我，“你希望1966年就是人们对你身穿国家队球衣的最后记忆吗？”球迷、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们、大街上的巴西民众、记者、别的球员……他们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而我对此从未有过令人信服的回答。当然，我会说我曾踢过3届世界杯，我在这些世界杯比赛中都受了伤，我没受到裁判的保护，诸如此类。但每次我说出这些话，它们都很不符合我的性格，好像是出自另一个人之口。这些话不像是贝利该说的。

几年之前，1964年，桑托斯俱乐部来了一位新的技术总监：胡里奥·马泽伊教授。他很快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他曾在美国上学，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负责俱乐部所有的球员备赛的问题。除了训练，他还充当我们的顾问，他教我们在酒店、机场以及到外地比赛时如何行为得当。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他就是一架桥梁，帮助我们从业余运动员向职业运动员转变，他帮助我们这帮大孩子变成了男子汉。这么多年来，马泽伊教授是我寻求稳定和远见的源泉，他是唯一一个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清我混乱生活里的人和事的人。我信任他，他就像是我的大哥一般。

我喜欢马泽伊教授的一点是，他跟我谈话的方式独一无二。他从不逼我，还非常有幽默感。但他待我一直很真诚，总是帮我纠正人生的方向。那段时间，我或者是在健身，或者是在球场上训练，他就对我说：

“啊，贝利，很不错嘛。你准备为巴西赢第3个世界杯了！”

我只是朝他笑笑，在心里嘟囔几句。

“1970年就要来了，你就打算坐在家里吗？”他笑着，继续说道，“你打算怎么跟家人解释？”

“他们支持我退役！”我反驳道，“我的回答还是不，教授！”

他就会扬扬手，假装很失望，然后走开。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即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想，我在某些方面变得顽固了。我已经在镁光灯下生活了将近10年，在球场上，在生意上，在生活中饱受煎熬。我从伤痛中总结出一个教训，那就是多说“不”，少说“是”，在足球方面尤其如此。说了“不”之后，我就很少改变主意了。这是生活的最佳方式吗？不，但它保护了我，它给了我一些宁静。

内心里，我还是非常想为国家队踢球的。但我同样认为，在我回归国家队之前，尚需一些改变。

需要改变的，就是我自己。

瑞典世界杯的首次夺冠之路无疑是个神奇之旅。一个少年奇才达到足球史上罕有的巅峰——我的这个形象一直流传了很久。从那时起，我给人的印象就一直是个热爱足球、热爱射门得分的人。但在最近几年有了一种说法，鉴于我的天赋，有人说我在球场上很不合群，对别人很冷淡。比如说，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失利之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撰文说，看到我受伤下场的样子，更加让人相信贝利“是个悲哀的百万富翁……一个内向、孤独的人，他不堪承受名声带来的压力，就把自己关在壳里”。

这种把我描述成孤独的巨星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只是记者们捏造出来引发争议、提高报纸销量的。再比如说，有的记者推测说，从上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我跟加林查就不和。其依据大多是说我们俩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巴西著名桑巴歌手艾尔莎·苏亚雷斯。

事实的真相其实挺有趣的。1962年世界杯上我伤了腹股沟，所以我竭力尽快好起来重回赛场。一天下午，我们还在智利的时候，我半裸着身子坐在球员餐桌旁，这时艾尔莎走了进来。她看上去漂亮极了，性感，自信，充满活力。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进到球员更衣室里来的，带着惊讶，我抓过一条浴巾把自己裹了起来，然后跟她轻松地交谈着。这时加林查走了进来，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一眼就看出来，加林查被她迷倒了。艾尔莎走后，加林查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啊，贝利，”他安静地说道，“艾尔莎太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