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到底，还是要回归到老问题上，土地兼并和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

本质上来说，没有坏的制度，老朱制定的税法，在大明初年适用，到了万历年间同样没有到需要彻底修改的地步。

只不过社会在变迁，万历朝的情况和大明初年已经大不相同，而张居正改不了税法，就只能从社会现状上下手。

首先是丈量土地，揪出被隐没的大量土地，这是收税和推广一条鞭法的基础。

而一条鞭法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用银两取代粮食，丝绢，劳役等等其他替代税收的物品，并把各项名目的税赋整合到一起，统一征收。

看似简单，但是其中的学问却大了，首先说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最重要也最难以跨越的祖制问题。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在祖制的基础上加以修正的结果，他没有改变太祖皇帝规定的各项税赋额度标准，甚至没有废止或是增加任何一项税赋。

他所做的，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征收税赋！

这算是老朱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空子之一，也是张居正绞尽脑汁想到的，能够绕开祖制的唯一办法。

他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只是触及到了根本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但是已经够了。

老朱的制度不存在问题，或者说，存在的问题不大，存在问题的是执行制度的人。

熟悉经济的人知道有个东西叫本位制度，简单点说就是货币体系的基础流通单位，大明的经济体系当中，实行的应该说是粮本位。

在张居正之前，朝廷征缴税赋，一般是以粮食为主，掺杂丝绢，帛布等等贵重物品。

这样做的好处是稳定，毕竟金子银子都不如粮食来的实在，尤其是在灾年，粮食才是最紧要的东西遇上哪个地方遭了灾，朝廷赈灾用的是粮食，总不能给一帮嗷嗷待哺的百姓一堆银子啃罢。

但是粮本位有一个大大的坏处，就是它会产生损耗，而且成色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比如江南膏腴之地出产的粮食，是上等粮，而边境贫瘠之地出产的粮食，则是下等粮，何况每个地方出产的粮食受土地肥沃程度和天灾的影响，所以官员收缴的时候，并不能简单的用数量来定论。

其次是粮食的运输和保存问题，粮食不比金银，保存不当便会腐坏，而且就算保存得当，也只能保存几年，朝廷收缴上来的税收如果是粮食的形式，很难长期保存下去。

而且长途运输会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这些到最后，也是要分摊到老百姓身上的。

何况这两项大的漏洞，还会给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让他们有从中渔利的机会，事实上，税收的问题根本在于官员的问题。

所以张居正实际上开刀的是整个官僚体系，他将所有的税赋归到一起收缴，便变相的消除了地方官加摊税赋的机会，要知道，这年头老百姓都没什么文化，各项条例的解释权在地方官手里，官府随随便便编一个税赋的名头，他们就得老老实实的交，但是一条鞭法实施之后，老百姓们就算不知道那各种名目的税赋自己该不该交，总该知道自己一年只交一次就够了，再有收税的那肯定就是地方官胡乱摊派。

如此一来，在收缴税赋之时，辅以朝廷强大的监察体系，便可以最大限度的减轻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令他们不受苛捐杂税的困扰，这是针对税的改革。

在赋役一道上，张居正将所有的粮食和丝绢等其他各项物品，统统折成银两收缴，就大大的减少了人工的成本，一个简单的道理，运一百石粮食需要十几个民夫，但是折合成银子，不过五十两左右，一个小箱子就可以轻松送到京城，其中节省下来的人力何止十倍。

而且将粮本位逐渐换成金本位，最大的好处就是金银不会腐坏，张居正改革之后，国库的税收猛然暴增，已经不仅仅是收支平衡，而是税收大于国库用度，这些税收既然是以金银的形式存放在国库当中，自然不担心像粮食一般会腐坏。

如此经年累月，结余下来的银两也十分可观。

更重要的是，将粮食等物折合成银两，方便计算和收缴，减少了官员们做手脚的机会，堵住了原本税制当中存在的种种漏洞。

但是可想而知的是，他这两项制度，触动的都是官僚体系的利益，等同于将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强行剥离出来，分给了国库和百姓，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这让一众官员如何能够受得了？

不客气的说，若不是张居正早有先见之明，将中央大权牢牢握在手中，怕是一条鞭法刚刚提出来，就会登时夭折，王安石的前车之鉴还摆在原地！

而如今要重启一条鞭法，理所当然要面对的，依旧是庞大到极点的整个官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