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写的，名为《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在这文章里，周叔莲论述了“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然后又从这个判断出发，他和别的学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应该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全国范围内500到1000家的大公司、大集团，而这些大公司、大集团由于需要而产生的上下游产业链就可以给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国优企业里面没有什么竞争力，也无关国际名声的中小企业应该被“放掉”，政府应该抓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有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以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

这样的一片文章，不要说是在这个年代，就算是在同样一份报纸同样一个版面里面，都显得那样的“鹤立鸡群”，与通常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作为一个重生者，贾鸿渐现在能知道这个人的观点很得到决策层的赏识。因为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性调整阶段。这样的一个思想，将会深刻的影响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看了这篇文章，贾鸿渐突然就有了方向了！是的，就是这么一个文章，就给了他两个方向！给内参的文章，完全可以写成如果要抓大放小的话，那么之后可能会遍地出现mbo，也就是管理层收购的事情。一些国营中小型企业的厂长会故意把厂子的产值做低做亏损，等到疏通了上面等到厂子要被卖掉的时候，再用贪污的钱把厂子给弄到自己的手里，这样产生的国有资产流失的事情，在未来的年代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而在另外一方面，给《焦点访谈》选的内容，则可以是“抓大放小”以后的民生问题！贾鸿渐记得，这种抓大放小在以前还是禁止的，在现在则是默许和允许尝试的。在记忆里，是广东第一次出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在经历了几年艰难的思想解放之后，当了数十年“主人翁”的工人们开始被贡献了一辈子的工厂当成累赘甩掉。

在原来的历史上，貌似就是在这年底附近，广州无线电厂“裁掉”了1000名职工，其中330名选择与工厂彻底分手，工厂则是根据他们的工作时间给予每年1300元的“工龄补偿”，拿了这些买断工龄的钱后，工人们将会走出厂门自谋出路，而其他的670名则是选择“内退”。

在这个例子之后，这样的买断工龄的做法渐渐的慢慢的在全中国遍布开来，很多工厂在破产或者被私人收购时都会处理一批工人。不过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因为经济比较发达，第三产业比较多种多样，所以很多人们早就有了自己的第二职业。那些第一批选择了买断工龄的人们，更是早就在外面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那笔买断工龄的遣散费完全可以说是南方沿海地区工人们的第二职业启动资金！

但是这一切在北方就不同了，特别是东三省的老工业基地，那里的人们早就习惯了把自己的人生完全的捆绑在企业身上，以厂为家、世代传承，这种工作和生活模式加上北方较少的各种第三产业，更是使得工人们在脱离了工厂后没办法谋生。于是，就会产生很多后世让人闻之落泪的心酸往事……

对于这种南北不同的结果，贾鸿渐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眼前的这个方案很好，是非常值得做的，而且也非常贴近《焦点访谈》那种关注民生的方向。

首先，在写这两份方案的时候，贾鸿渐觉得全国不应该实行那种一刀切的模式，不应该不分具体状况，不管工人以后有没有活路就把工人往外推。如果说硬要贾鸿渐帮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出路的话，他觉得宁愿选择相对温和的“浙江模式”。

什么叫“浙江模式”？就是说不生冷的直接把职工推出厂门，而是对大部分国企采用量化产权的模式。比如说一些乡镇的集体企业，在经过了产权量化评估，明确了当地政府拥有多少产权之后，经营者用金钱或者其他的收益赎回政府拥有的部分产权股份，这样让经营者可以得到控股权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让当地政府对企业还有一定的发言权。

基本上，到96年前后，80%的浙江国有、集体中小型企业都这么进行了产权量化的改造，而这中改造其实也是属于一种半地下的状态，就是中央政府不支持不反对，让下面的人先试试看，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

虽然这样的量化改造很难完全保证公平公正公开，可以说在改造过程中让浙江产生了很多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样起码比让大批的工人倒霉来的更好一些。

想到了这里，贾鸿渐开始把这些自己知道的、所想的，全部都写了下来……